第四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①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在本书前三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或是洋枪洋炮的使用和“借师助剿”的实行，都在某一侧面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自己创办近代军用工业，作了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尤其是清军使用洋枪炮、火轮船和“借师助剿”的实践，对清政府的军政官员下定自己掌握先进武器的决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必须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直接认识，始自林则徐。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侵略军的接仗中，即明确意识到：为了国防的需要，不仅从西洋购买火炮船只，更要自己制造，而首先在国防前线地区制造。他说：“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①魏源并建议在虎门外的大角、沙角建立造船厂和火药局各一座，雇用法、美等国技术工匠，制造船炮。这种主张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直至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并付诸实践后，左宗棠因此举被顽固派阻挠以致20年停滞不前犹引为遗憾。
其实，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然性。作为清朝统治者，如果不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他们是不会改变陈法的。60年代初洋务派头目们之所以迫切要求“师夷长技”，是为了“两害取轻”地镇压“心腹之害”。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非洋火器不足以取胜，非自制火器轮船不足以长治久安。所以奕喋喋不休地叫嚷“练兵”“制器”；曾国藩有了在镇压太平军中“实赖洋炮之力”的亲身感受，就非常积极地大力购求洋火器和第一个办近代军火工厂；李鸿章也正是到上海后，亲眼看到外国兵人数少“即当大敌”，中国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②的情况，从而加快了“资取洋人长技”，自己设厂制造军火的步伐。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主。1838年中式进士。先后求教于理学大师兼尚“经济之学”的唐鉴，并师事倭仁、穆彰阿。曾氏善经世致用之学和理学。中进士后，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升授为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中，历任兵、工、刑、吏各部待郎。1852年丁母忧回籍。正值太平军转战湘鄂，奉命帮办团练，后编为湘军。1854年湘军练成，与太平军为敌，屡战屡败。1856年乘“杨韦事变”之机全力反扑，转败为胜。1860年8月被授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攻陷天京上游重镇安庆后，派李鸿章率淮军支援被太平军围攻、危在旦夕的上海，又派左宗棠图浙，并同意江浙绅商“借洋兵助剿”的意见，对天京逐渐形成和缩小包围圈，终于1864年7月破天京。曾国藩在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曾氏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较早使用西洋新式武器，从而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于是他第一个办起了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第一个同意和支持容闳所提“觅制器之器”的建议从而办成了江南制造局。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的1861年秋冬之交创办的。早在1860年12月初，曾国藩就上奏清廷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①。这里所说的“永远之利”，就是一年后他所说“剿发逆”“勤远略”，以期渐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的思想。曾国藩本想先通过买船仿造的方式求得先进技术，他说：“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他是相信中国人“智者尽心，劳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②的。于是他不等“购成之后”，就马上进行仿求“覃思之士，智巧之匠”的工作了；也不等“始而演习”，就进行试造了。这种全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制造轮船火器，也就成了安庆内军械所一个特点。
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即着手筹建兵工厂。他派人寻觅到了无锡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由薛焕将徐、华送赴曾国藩军营效力。徐、华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檄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可见建安庆局是有抵制洋人利用火器买卖以侵利的用意的。而该局筹建之时，也正是奕与赫德酝酿购置和建立“阿斯本舰队”之际；而次年李泰国赴英办理“阿斯本舰队”的购置组建事宜之际，也正是安皮内军械所试造小火轮初见成效之时。因此，自造轮船也有作为“阿斯本舰队”对立面而存在的意义。
内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其重要成就是自己试造的小火轮，主持该轮制造的负责人是蔡国祥，科技人员则为徐寿、华衡芳。
徐寿（1818—18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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