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系列酝酿中，王有龄表示还要奏请清廷同意江浙办理“借夷兵”“助顺”事宜，并要薛焕与之会衔。
与此同时，除造成“江浙官绅商民均以抚夷剿贼为当世之急务，否则不可收拾”④的声势之外，吴煦还抛出了在以往难以被人们接受的“甘饮鸩毒”之说。他说：“譬之病入膏肓，势已不治，明知毒药，非可涓滴入口；然有病则病（强）受之，或可借以回生。若并此而不施治，直是无药可救”。他还引用古典论证说：“惟思回纥助唐，契丹和宋，古人每至必不得已，偶有借力夷狄之时。”⑤汇聚在上海的以冯桂芬、王韬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他们的传声筒，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而且“借师”不过是“回纥沙陀之事，于传有之”，故行之无碍。⑥王韬则献议：（一）组织洋枪队，“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⑦（二）设立中西联合的巡防局。他所写《杜贼接济管见十四条》中第一条“宜设巡防总局，与西官相为联络。”⑧这实际上是于1862年成立的“上海会防局”的设想和先声。这决不是王韬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上海有势力的社会力量需要的反映。
1860年春夏间，上海官绅人等，不仅对“借师助剿”进行舆论制造，而且确也付之于行动了。8月18日至8月21日，他们用“借”
来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对太平军开火。当李秀成率300O名太平军进军到上海城前时，城上的900名英法联军和清军一起对之进行攻击和屠杀。太平军不得不被迫撤退。
这时，正是清廷中枢酝酿“两害相权取其轻”策略倾向性比较明显，但还没有付诸实践之际，上海发生的上述一切事件，是既与之相接近，又与之相违背的。咸丰帝对此十分清楚。他仍然下谕：“着薛焕即将此项夷勇裁撤，给与募费，作为商雇，并非官雇，以免将来有所藉口。”①对于上海洋兵守城获胜，则佯作不知，而褒奖薛焕、吴煦等人守城之功。前者名为“解散”“裁撤”，实为允许保留，不过“作为商雇”和只雇“吕宋夷人”而已。后者是避开“与中国构兵”的英法，不提他们为中国守城获胜，用默认和“不知”来保存天朝的面子。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表明以咸丰帝为首的清廷中枢，已相当程度地对上海势力的压力让步了。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到热河。原先，洋人的枪炮只在沿海逞凶；如今竟能闯进“金銮殿”了。这使清朝最高统治者亲身尝到外国侵略者的厉害。促使朝廷中有影响的人物如奕等，由主战向妥协、由顽固派向洋务派转变，由不敢向外国“借师”转而对“借师”表示出兴趣，并对洋人的船炮长技表现出欲取为己用的倾向。《北京条约》签订后，这些“兴趣”、“倾向”，就逐渐被咸丰帝所接受并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官绅行之一隅的“借师助剿”，开始为最高统治者考虑定为中央的方针政策了。在以奕为首的当权派人物，明确提出太平天国为“心腹之害”，“外夷”不过是“肢体之患”，“藉夷剿贼”未尝全不可取的论点之后，咸丰帝在热河行宫于1860年11月23日谕令东南督抚讨论“借师”和“助运漕粮”问题。他首先冠冕堂皇地说了句：“中国剿贼运漕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然后归入正题说；“惟思江浙地方糜烂，兵力不敷剿办，如借俄兵之力帮同办理，逆贼若能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早复。但恐该国所贪在和，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法国亦有此请。“着曾国藩等公同悉心体察，如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夺”。至于运漕一事，亦一并酌量具奏。①这时的咸丰帝与半年前斥责何桂清、徐有壬“借夷兵”的咸丰帝相比，不啻天渊。他此时的话虽讲了不少，但实质是一句，即只要能“早平”人民起义，“借师助剿”是可行的。
曾国藩暗地里与薛焕、王有龄、吴煦磋商后，于1861年1月5日复奏说：“俄罗斯国都紧接大西洋，所用船炮及所习技艺，（与英、法、美）均并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国。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清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应）奖其效顺之忧，缓其会师之期。”对于法国之请“亦可奖而允之”，但必须“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他并找到“借师”的历史依据说：“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②但经过讨论，最后仍未把“借师助剿”奉为国策。咸丰帝在1861年1月24日下谕说：“借夷剿贼，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惟此时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夷性猜疑，转生叵测。惟有告以中国兵力足敷剿办，将来如有相资之日，再当借助，以示羁縻。”③它反映了清廷中枢在当时总的倾向是害怕在这件事上陷得太深。请鬼容易送鬼难，还是不请为妙。在这篇上谕中咸丰帝又说：“夷性贪婪，一经允许借兵剿贼，必至索请多端，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并举英国“攻夺印度之事”，以证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
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清政府既不“借师助剿”，又要很快把革命起义镇压下去，如何办好？清政府提出了两项解决办法，一是购买与自己制造先进武器。该上谕中说：“佛夷枪炮既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着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或仿夷船制造。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倡议。这里所谓“着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实际就是由上海来经办。因为曾国藩远在南京以西，这个任务落实在身居上海的薛焕肩上。于是上海获得购买军需和制造新式船炮武器弹药的权利。二是采用华尔式的洋枪队办法。该上谕说：对于夷船“若肯受雇助剿，只可令华夷两商自行经理，于大局或可有利无弊”。上述两者，是“借师助剿”的变形。
从清朝的需要说，是急于大规模“借用夷力”的，之所以暂时还是采华夷混合的“商雇”性的半公开“借师”，而没有明目张胆地“借师助剿”，除了咸丰帝上述的担心外，显然在其他方面还存有很大的阻力或障碍。这些障碍要从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和人民革命等方面寻找和得到说明。
对外国侵略者说，他们的“中立”外衣，即使在1860年8月的上海城边对太平军的屠杀后仍未完全撕破。他们是很想急于抢夺清政府让予的“条约权利”而将太平天国革命立即扼杀的。然而，太平天国革命正方兴未艾，尤其是在洋人麕集的江浙地区势力更大，威胁到侵略者既得权利。这使列强不敢马上蠢动。在经过调查研究后，英国有关军政头目得出结论说：“现在进行这种援助则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在长江及其支流约一千五百英里至两千英里的地区内作战，需要两万军队，分成三、四个小兵团，在上述太平军占领的不同地区作战。……这将是英国从未从事过的麻烦最大、化费最多的战争。”①对他们说最理想的还是“以华制华”以坐收渔人之利。对清廷中枢说，虽有奕等人与洋人勾搭，但咸丰帝惟恐因“借夷”会危及自己的统治，而肃顺等权势人物更是不会同意由清廷出面“借夷力”的。曾国藩集团及其湘军，在当时是清军中最强的一支军队，它既可充当外国侵略者“以华制华”前工具，又能充当清廷中枢和包括上海地区买办官绅在内清朝各种政治势力所希望的“隐然制夷”的力量。但它远在千里之外，对“借夷”不能起多少作用。腰缠万贯的买办官绅虽能控制上海丰饶的财政收入，却苦于无法迅速地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这样，“借师助剿”只能在半公开化中原地踏步。要使之公开化，只有在形势变化到足以扫除这些障碍时。这一变化，果然在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 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与“借师助剿”有关的四个事件：8月22日咸丰帝病死；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11月2日北京祺样政变，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它们像催化剂一样，促使“借师助剿’向大规模铺开阶段发展。
据上节所述，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要爽爽快快地大让步，一时还放不下脸；而他所信任的肃顺集团对外国侵略者也心存疑忌。咸丰帝之死和祺祥政变消灭了肃顺集团，就排除了“借师助剿”的大阻力。政变后，奕沂和那拉氏向外国侵略者的“友好”姿态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上海《北华捷报》欢呼这次政变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预言：“有利于外国在华权益的恭亲王掌握权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不久，外国的代表将对北京政府发挥较大的影响。”①曾国藩攻陷安庆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太平天国说，安庆地处南京上游，安庆一失，天京受到直接威胁，尽管不久有宁波之克，那毕竟是强驾之末，太平天国的失败基本上已成定局，外国侵略者打消了大规模干预的顾虑；另一方面，曾氏倍受清廷青睐，钦差、节相而外，统辖四省军务，上海买办官绅寄希望于他，是年秋冬掀起的“乞师”热就是明证。而太平军于1861年12月9日攻克宁波，又加强了这种“热”，加强了中外反动派在更大规模上的勾结。因为沪上危如累卵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太平军的一“陷”一“克”，都为“借师助剿”的大规模公开化扫除了障碍。
1862年1月，以“中外会防”为标志，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借师助剿”军事行动。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外国侵略军最多时曾直接间接地投入近5000名正规军，在上海30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以绝对优势火力攻击大部分情况下处于守势的太平军。
1862年1月3日，上海租界内纳税外国人已组织了“西人会防公所”。过了10天，在巴夏礼出面向买办官绅“通意”下，组成了“上海中外会防局”。它实质上是“西人会防公所”的听命附属机构。上海的著名官绅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吴云等入局听命。接着又设立分局11处①。这就在组织上为中外反动势力大规模军事勾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后，情报的提供，军费的筹给，粮秣的供送，军事行动的统制等工作，基本上由“上海会防局”出面担当。该局无疑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实行“以华制华”政策的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会防局”制定的《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有：“复宁波以树声援”、“乘空虚以取苏州”、“会曾兵以攻南京”三条②。它若实行，外国侵略军不仅在上海和沿海地带，而是可以越苏州深入江浙内地。这预示着将为拥有强大实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首功”的曾国藩所不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上海的“中外会防”已经开张妥当之后，买办官绅们才以“公呈”形式通过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薛焕向清廷中枢通报，这已是事后20余天的文章了。这种先斩后奏，照例应为清廷所不容许。但这时清廷却改变了态度：不是反对“借师”，也不指责“先斩后奏”欺瞒君上，而是俯从上海买办官绅的意愿和所作所为，赞许他们“自系确有见地”说：“即着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①很显然，“借师助剿”俨然成为清王朝的国策了。“朕必不为遥制”一语，是给上海买办官绅的特权，即不必有所顾忌地自行其是。“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即慷慨出让大量权益的同义语，而这，正是对1860年上海买办官绅所提出的：“如果借其兵力转危为安，我国图报，唯力是视”②的确认。为了取信于洋人，不是“事后酬谢”，而是马上于1862年2月15日即批准“暂开豆禁”，任洋船夺取沿海运输大利③。接着还在宗教政策上大大让步，“保护传教人”④，为外国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敞开大门。
“中外会防”的中方主力，当然是曾国藩。观于“会曾兵以攻南京”一语，可以得知。但最迫切的不是会攻南京，而是如何保上海。上海官绅固然大力赴皖乞师，清廷中枢也“屡饬曾国藩”遣军援沪⑤。1861年11月下旬，沪、皖间已经谈妥由曾派兵来沪之约，“中外会防”时曾兵应该到沪。可见曾国藩已充当“上海中外会防”的要角。他直截了当地表态：“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遵而共守之。”⑥并致书吴煦说：“一切由各绅经理，亦须中丞（指薛焕——引者）与阁下从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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