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与闻斯议，断不敢置身局外。得则与诸君同享其利，失则愿鄙人独执其咎。”⑦授权于上海官绅“主持”“借师助剿”事宜，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地干去，“失则鄙人浊执其咎”，放心好了。正规地说，曾国藩涉足洋务是1861年下半年与沪上买办官绅谈判“借师助剿”并参与“中外会防”开其端。也就在这年秋天，他第一个在安庆办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械弹药和试造小火轮。
曾国藩参与上海中外会防，当然不可亲临其境，而是派得力亲信李鸿章去的。1862年4月8日，李鸿章乘外国轮船抵上海。他的淮军（其中有部分湘军）6500人，由上海买办官绅雇洋轮从安庆东驶通过太平军江面防区运至上海。这支强悍的反革命武装，从此成为上海“中外会防”强有力的支柱。它在外国侵略者眼中是“以华制华”的得力工具。
然而，李鸿章不同于上海买办官绅。他为了办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事”，顺着买办官绅借洋兵“助剿”的“人心”，利用“华夷混一”已成的局势，依靠洋人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说：“上海总要他（指外国侵略者——引者）保护方好，……似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①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像吴煦说的那样“挟夷以自固”。他禀告曾国藩，决心联络华尔“一人之心”，以达到“联各国之好”①的目的。但李鸿章主张“会防不会剿”，即只在上海地区“会防”，不能深入到苏、常、南京等地区“会剿”。这与曾国藩所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③是一样的意思。
历史常常有许多巧合。正当外国侵略者想要深入“会剿”南京等地但为曾、李所不容许时，太平军在上海郊县给予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1862年5月17日，太平军在奉贤南桥击毙法同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上将，接着又取得嘉定、青浦大捷，迫使侵略军不敢贸然离开租界老窠。这就帮了曾、李的不让洋人深入内地“会剿”的大忙。侵略者把武装干涉的范围定在“上海三十英里半径以内”①。这就达到了李鸿章的“会防不会剿”的目的。
渡过“会防不会剿”这一关后，同“常胜军”的矛盾相对地突出了。华尔洋枪队创办之初是作为买办官绅“商雇”的外籍雇佣军，统辖权基本上操诸吴煦、杨坊手中，但握有指挥权的华尔渐渐跋扈专横起来。到1362年明显地有演化为“英国雇佣军”②的倾向。华尔被击毙后，统领虽由白齐文继任，但英方派出以戈登为首的一批英国官兵，加强对它的操纵，并按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军队模式加以改造，扩至万余人，企图使之充当“国家军队”的“核心”③。这就同李鸿章欲“自强”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他到上海不久即想遣散常胜军，并称该军为“苏省隐患”。李鸿章终于在1863年1月借白齐文殴打杨坊劫走巨款一事而解除其兵柄；同年12月，戈登因李鸿章苏州杀降事大闹时，李委曲求全地奉送大量赏金。接着于1864年5月，李鸿章乘“常胜军”金擅等战斗中失利逃回昆山之机，付出18万余元遣散费，将其解散。
我称之为“借师助剿”变形的华洋混合军，除“常胜军”之外，还有由法国控制的浙江“常捷军”和其他华洋混合队：在上海的有“中法炮队”、“中法洋枪队”；在浙江的有“中英混合军”、“宁波中英混合军”等。这些混合队的特点，都是以外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以华人为兵员。华尔洋枪队1860年6月成立时，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籍（菲律宾水手为主）为士兵。一年后有改变，即充士兵者为华人，华人亦偶尔有人充下级军官者。“常捷军”等华洋混合队基本上是后一情况。“常捷军”亦于1864年10月由左宗棠将其遣散。
上面所讲“借师助剿”都是指陆路而言，至于水路也发生过“借师助剿”事，那就是清王朝于1861年即由奕与赫德酝酿向英国购置的近代舰队，由于其司令为英国军官阿斯本，故史称“阿斯本舰队”。建立该舰队的本意是想用它从水路进攻天京，故属于“借师助剿”范围的事件。在议买该舰队时，从清廷中枢到上海买办官绅，都想握有对舰队较大的控制权。他们说：“买成之后，必须任凭中国雇用洋人学习驾驶，……唯我指挥。”①这就与英国侵略者要想将该舰队置于自己控制下的图谋发生冲突。1863年1月16日，清政府委任李泰国赴英购买舰只，他与自封舰队司令的阿斯本签订了骇人听闻的十三条合同。合同规定，阿斯本不仅是该舰队司令，而且是清王朝的海军总司令。也就是要控制全中国的新式舰艇。李泰国在给英国首相罗素的报告中毫不掩饰他说该合同是为了“把（清朝）皇帝牢牢束缚住”②。
1863年9月，该舰队的8艘舰只先后驶至上海。清政府各洋务集团之间虽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处于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海军马上要被侵略者所占有的恐惧感之下，基本上都主张将这支反客为主的舰队遣退，都对它的进入加以抵制。其中曾国藩、李鸿章所起作用较为突出。这同阿斯本舰队与曾、李利害冲突尖锐及形势有利于曾、李有关。该舰队来沪之日，正是湘淮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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