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敌之所长在火炮轮船，能制其长，即可操胜券。这与林则徐、魏源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不谋而合。因此，左宗棠说读林公“前后各疏，与宗棠议论多有合者”，并非自负之言。
当然，左宗棠的设想，与林、魏的方针一样，在顽固守旧以妥协求苟安的一批官僚反对下，只能成为泡影，所以左氏后来有“廿年事局如故”之叹。20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宗棠没有能在鸦片战争中“制夷”以“师夷长技”，却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将“师夷长技”提到实践的日程。左氏的“师夷长技”与曾国藩湘军一样是从使用洋枪洋炮开始的。在他1862年受命图浙时，才逐渐将制造火轮船的宿愿付诸实施。他回忆此事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④，才于1864年仿造了一条小火轮试行于西湖之上，这比之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小火轮晚了3年。左氏在高兴之余，以该船询诸洋枪队首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这两位法国人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⑤左宗棠知道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远不如西洋，允之。德克碑于1864年9月交卸了常胜军司令职，于1865年1月奉左宗棠之命回法国购买机器和雇觅洋匠。这表明左宗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进一步明确和将之付于实施。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①乃于1866年6月25日上奏清廷，提出大规模的设厂自造轮船的主张。他说：“如虑机器购雇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这段话体现了以下几种思想：（1）“师夷长技”造船，不仅要购买其机器设备，而且必须暂时雇用其技术人员；（2）造轮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外寇，尤其要布置沿海各省“遥卫京津”；（3）设厂除造轮船外，也要造枪枝弹药和民生日用的商品。这一思想，与魏源早就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中讲过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等话，如出一辙。可见，左宗棠是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继承、发展和付之于实施者。
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作为一项首创的事业，自己设厂制造轮船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克服重重阻力中办成功的。
首先是来自洋人的阻力。英人威妥玛、赫德等人“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③英国驻福州领事在船政局正要诞生时，“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①，妄图把船政局扼杀于襁褓之中。左宗棠清醒地指出：“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见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肯代为打算乎！”③左宗棠从这些事例中，看出洋人提倡中国“借新法自强”的实质，是要中国购买其成品，不让中国人掌握先进技术，以便他们达到对技术垄断的目的。左氏针锋相对地将“借新法自强”口号，作了与侵略者相反的解释和做法，那就是积极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做到中国人自己掌握造船技艺。而这正是洋人所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为此，左宗棠对于自造轮船的计划实行保密。这是为什么？他表述道：“事前不得不密者，缘彼族险竟嗜利，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别国有结好于我之意，彼必忌之：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其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②为了扫破外国人“久据其利”，中国人必须自己掌握造船技术。这一点：左宗棠不仅认识明晰，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
在国内遇到的阻力决不小于国外。顽固守旧目光短浅者流一个总的意见，是“雇买代造”，不必自己设局制造。他们提出一系列困难，如：“船厂择地之难”；“外国师匠要约之难”；“筹集巨款之难”，“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须用洋人之难”；“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资，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等等。还有一些好心人认为，“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①所以还是不造船为好。
为了扫除思想障碍和阻力，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直陈“易购雇为制造”的意见，驳斥了顽固派的种种非难，提出解决的办法：“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濬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购觅机器固不困难，使用机器制造也非难事，可“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逐渐做到自己操作；“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以益之”；“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约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学习，“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荐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如虑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资，及修造之费为难，则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②这些言论，一方面是对阻力的批驳，另一方面也是设造船厂的纲领。后来设厂造船的计划基本上按此纲要实施的。对于那些善意担心者，左宗棠也作了答复，他说：“非常之举，谤议益兴，始则优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③。这比之关于国家民族安危来说，只是小事中的小事，不足介怀，听之置之可也。左氏所想的是如何更快的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潮流。他指出，当今世界，西方各国讲求机器轮船之利，日本亦正在迎头赶上，独中国频年军务繁兴，已落后于人了！“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因此，中国必须加速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比较能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造船工业，更应重视，应马上提到实践日程。他满怀希望他说，一旦轮船制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①左宗棠的设造船厂的意见，很快于1866年7月14日（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得到清廷的“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的批准上谕②。左宗棠随即派按察使福建补用道胡光塘（雪岩）主持作择地、购器、雇匠等建厂工作。
造船厂的规模和所要达到的水平如何？左宗棠都有明确计划和见解。他明知自造轮船困难极大：一无制作的器具，二无合格的师匠，三无识洋字、谙洋算和通晓洋书之人堪随洋技师学习，等等，但还是坚定他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③。自造的目标要做到不依靠别人就能造成船只。那就是要从轮机到各部件均自我为之。左氏说：“至自造轮机成船，较买见成轮船多费至数倍，即较之购买见成轮机配造成船，亦费增过半。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
他又说：“火轮船之制，……道光初元前后也。萃彼中千数百年之奇秘，并之一船之中，百物之所为备，不但轮机一事巧夺天工，而我欲于五年中尽其能事归之于我……。夫使学造轮船而仅得一轮船之益，则自造不如雇买聊济目前之需；惟必求其精、求其备，而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非许以重资”不可。①综合这两段话的意思：（1）造船厂不是买西洋的轮机等件来装配成船，而是要用自制的轮机造成轮船；（2）不仅能自造轮机，而且要系统的学习萃于一船之中的“奇秘”，即期以五年“求其精、求其备，而尽其所长归之中土”；（3）办造船厂不是为了单纯造船，而是通过造船学习科学技术，以“兴别项之利”，“相衍于无穷”，即提高整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为了以上宏伟目标的实现，故“虽难有所不备，虽费有所不辞”。左宗棠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创船厂动者之初，即意识到绝不能满足于仿造，而要做到自己能创造性地设计制造，这才能赶上和超过西方，而仿造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要做到创造性地设计制造，就非学习西洋新的科学知识不可，就非办新型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不可。左氏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执柯代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至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固非习其图书、算学不可，故请于船局中附设艺局，招十余岁聪俊子弟，延洋师教之”①。这就是船攻局设立的求是堂艺局并逐渐演变为前、后学堂的指导方针。左宗棠的远见卓识于此可见。马尾船政局基本上是按照左氏的规划进行筹建的，并且在5年以后也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目标。
三、建造轮船工厂及“衍于无穷”的追求 正当左宗棠积极进行船政局筹建之始，与捻军相配合的西北回民起义正蓬勃发展着。清王朝调左宗棠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并于1866年10月14日下达了陕甘总督的任命。左乃推荐“熟悉洋务”并能“久于其事”的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因此，如果说办船政局的倡议规划和初步筹备工作是左宗棠完成的，那么建厂工作则是同沈葆桢分不开的。
沈葆桢（1820—1879年），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则徐的女婿。1847年第进士。任过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江南道监察御史、贵州道监察御史等职。1856年初任江西九江知府，继署广信知府，以抗击太平军有功，官阶不断高升，1861年由曾国藩推荐，被授为江西巡抚。他更加卖力地镇压太平军，幼天王、洪仁玕等人均牺牲于其手下。这是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沈葆桢并不顽固守旧，他重视洋务事业，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故沈葆桢有两大特点：一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二是对洋务事业极其热心。因此，左宗棠认为沈氏主持福建船政局是“必能就绪”的一位理想人物。
沈葆桢于1867年初接到清廷下达的总理船政的任命。7月17日（同治六年六月十六日）正式到任接办，并于是日启用“总理船政关防”。在接办前，左宗棠已基本上做好了筹备工作，除筹集资金外，包括：（1）定厂址。选择福州罗星塔马尾山后，这是比较理想的港口。因为此地距海口约50里，数百米宽的沿江两岸形势险要，易于设防；水清上实，深达12丈，可停泊巨舰；福建省之木材，台湾基隆等处之煤，都近而易得；此处设有海关，经费亦易于筹措。（2）制定五年计划和与洋员签订合同。与洋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了为期5年的规条14款的合同。日意格曾充船主，担任过宁波、武汉等处税务司，管理能力较强；德克碑水师出身，长于制造。左宗棠认为两人配合是适当的。左氏先会同日意格“议程期，议经费，议制造，议驾驶，议设局，冀由粗而精，由暂而久，尽轮船之长，并通制器之利。”①这为船厂建立规划打下了初步基础。随即与日意格签订了承包合同。不日德克碑自安南来闽，对合同亦无异词。日、德两人与船政局是属于一种特殊的雇佣承包关系，他们与法国政府无关，是奉左氏之命，受船局之托，在设厂造船中处于总包工头地位，有总工程师职能，但无控制局务之权。日意格为正监督，德克碑副之。为了取得其技术和使其忠诚效力，月各资以千两。以5年为限，限满日、德及他们所雇工匠概不留用。1866年底船政局筹备规划工作初步完成。
船政局筹建工程于1866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进展颇快，到1877年沈葆桢上任时，基建工作大体完成了框架。但沈氏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他上任后第一个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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