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机器，已与美国商人（旗昌洋行）立约，令其一律办就，载运来华，以为制造之用。”②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扩建，制造军火能力有了提高，军器快利也有明显改善，其中后膛抬枪就是一例。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据盛宣怀说：“此次打仗（指中日甲午战争），惟抬枪制胜。金陵制造局所造后门抬枪能及远，较快炮得力。”他要求该局“多多赶造”。
甲午中日战争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又要求更换金陵机器局的锅炉：“上年军务吃紧，加工赶造，锅炉之气磅加足，汽机之马力全开，不惟炉机两项受伤，即汽缸亦因之磨蚀，以致损坏尤甚，势非更换不可。现经核实估计价值，共需英金一千八百四十八镑，照市价每镑合规银六两七钱三分，计规平折合库平银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两有奇，照案由江海关于制造二成洋税项下如数动拨济用。”①经过两次扩充，机器局规模相当可观，但生产的产品与先进的生产设备并不相适应。据英人贝斯福在1898年所见，金陵机器局“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物品，他们正在大量地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②至1899年，刘坤一报告金陵机器制造局的生产能力已达到了如下的水平：“宁局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③金陵机器总局下属的各分厂分局中，以洋火药局的规模为最大。洋火药局厂址距金陵制造总局约3里，是185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托瑞生洋行，瑞生洋行又转托英国军火商黑鲁洋行，向英国某工厂订购了每日能制造1000磅火药的全套机器，又聘来了洋行的波列士哥德负责设计并监督建造的。火药局自1882年兴工至1884年建成。全厂四周有12呎的高墙环绕着。有8个45呎至80呎的高烟囱，有4架10马力至25马力的机器，有锅炉6个，抽水机6部，厂中还挖有一条小河。开设此洋火药局的目的原是因为上海制造局制造火药不够江防备炮台和留防备营的需要，每年要从外洋购入不少价值昂贵的火药，而且火药不能及时运到。刘坤一深感军火关系紧要，不可永远仰给于外人，故提出“必须自行仿造，就近兴办，则价值既廉，取用甚便，尤可就此研究，精益求精”④。火药局开办费用，包括建厂经费和购买机器费用共约18万分两，常年经费为4万两，到1886年增为52000两。
金陵火药局各年经费收支情况如下：金陵火药局历年收支表*（1884—1892年）
*资料来源：《洋务运动》（四），第205—206、212—213、215、220、222、225、227页。
从上表收支数看，火药局洋火药的生产是正常的。1894—1895年间，因中日甲午战争的需要，加造火药，共造成枪炮粗细各种洋火药31万磅，约用库平银40030两有奇。可见火药局在抵御外侮中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然而，金陵机器制造局名义上是清廷委派两江总督经营，实际上由英人马格里掌握着全部局务，这不能不使企业带有一定的买办性。这可从马格里的表现得到证明。
马格里的专横跋扈，根源于李鸿章的纵容，马格里原系军医出身，对军器军火制造是外行，但他曾为李鸿章购买“阿思本舰队”的机器设备，办起了苏州兵工厂，为李鸿章镇压人民起义出过力而深得李氏的信任，“对于一切重要事务他们都密切联系着；李鸿章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来找马格里做顾问。”于是马格里更目空一切，竟然发展到随意“虐待中国工人，稍不从命即加以鞭苔或解雇。他非法地组成一个卫队用以保卫自己。他一再写信给李鸿章，责骂中国官吏，侮蔑中国工人。他在欧洲拿中国的钱大事挥霍。1874年他从欧洲回到中国以后，专横更甚往日。”①马格里既是一个天赖之徒，又不真正谙熟军火制造之术，金陵机器局制造产品之劣便可想而知了。1875年，金陵局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演放时一再爆炸，先炸了2尊68磅子的大炮，并炸死了7名兵士。李责问马格里，马不服气，又试放南炮台的大炮，结果又爆炸，幸好没伤及四周观众。在事实面前，李鸿章要马格里承认错误，但马格里蛮横地拒绝了，李乃将他撤职。马格里虽被撤了职，但李鸿章仍对他照顾备至，撤职不久，便“把马格里推荐给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臣郭嵩焘做顾问去了。”①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是在奕授意下，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在天津创办起来的。
天津机器制造局的筹建实际上经历了前奏、初创、扩充三个阶段。
早在1862年，崇厚在雇用外国军官训练洋枪队时，就曾在洋人支持下，学习外国制作枪炮的技艺，并进行仿造。同年9月，试铸炸炮，造成2尊，“装子试放，甚为猛利。”10月份，又“试铸大小炸炮，先后造成十尊。”②这可以说是天津机器制造局建立的前奏阶段。
随着江南制造总局和马尾船政局的相继创建，奕为了防止汉族地方武装力量的过份膨胀，有效地控制在江南地区新出现的军火工业，特向清廷提议：“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需要。神机营现练‘威远队’，需此尤切”，而这些军火目前只有李鸿章在苏州经管的洋炮局能制造，而“惟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设一旦有事，较往他省调拨，匪惟接济不穷，亦属取用甚便。”①清政府同意了奕的建议，并委派崇厚负责主持律局的筹建工作。从1867年至1870年，是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初创阶段。在筹办津局的过程中，崇厚主要依靠了一个名为密妥士的英商。此人为崇厚出谋划策，崇厚则对他言听计从，从采买机器，到雇觅工匠，直至筹建安装机器，一切惟密妥士是赖。1867年在天津海光寺建立了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称为西局。
因机器不够，第二年，又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从上海祺记、旗昌两洋行买到了车床、刨床、直锯及卷锅炉铁板机器等8种设备②。1869年夏，又在天津城东贾家沽地方设立了火药局，又称东局，局内装有向外国定购的以制造火药和铜帽为主的各项机器。东局、西局相继建成，使天津机器制造局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清政府对天津机器局的设想，“最初只打算装置制造火药与铜帽的机器和设备”，以后又“希望叫天津机器局所制造的火药能供给全中国。等到这个机器局上了轨道，便打算叫它开始制造枪炮。”
1870年后，天津机器制造局进入了扩充的新阶段。津局的扩充是和李鸿章分不开的。原因是因为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6月底，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法国，9月初旬，调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于是天津机器局的局务大权从崇厚转入李鸿章之手。
李鸿章一接手办津局，就不失时机地将它紧抓不放，使津局与原已在他手中的江南、金陵制造局皆权操诸己。为了整顿和扩充淬局，李鸿章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他上奏清廷，“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要清政府也应不惜代价，“认真取法”；另一方面则将天津机器局与江南、金陵两局作比较，说江南、金凌两局制造轮船、枪炮、弹药已经取得成效，而天津机器局仅是“规模粗具，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尚须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自应就此基绪，逐渐扩充。”得到清中枢同意。李鸿章在人员和厂房建置两方面着手整顿、扩充，他将其亲信沈保靖从江南制造局调到天津机器局负总责，认为这样做，“视闽局专任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津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似稍胜之。”提出“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宫经手，以免把持。”①这些，当然无可非议。李鸿章为将津局的实际大权转移到他的手中扫清了障碍。不仅如此，李鸿章还任命大批南方人到机器局里来，而把北方的旗人和汉人逐批解雇。当时曾有人评述道：“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再过半年机器局里将要连一个北方工人或学徒都留不住了，而机器局则将完全由忠于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得依靠李鸿章了。”②以后的历史事实的确证明了请中央对李鸿章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在厂房扩建方面，李鸿章不断派人添购机器，又在大清河、北运河之间，择地兴造了火药库一所。1872年，增建铸铁、熟铁、锯木等厂；次年在原有药碾机器基础上，又添置西洋药碾机器，各式机器10余部，并续建机器房和第二座碾药厂。1874年又建成第三、第四座碾药厂，购买制造林明敦枪和制中针枪弹的机器，成立洋枪厂和枪子厂。经过逐年扩建，天津机器局颇具规模：设在城东贾家沽的东局，以制造洋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为主，并附设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设在城南海光寺的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同时也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电引、布置水雷用的轮船及挖河船等。经扩充后的天津机器局又成了李鸿章扩张淮军军阀实力，向清政府请功邀赏的一张王牌。这样，清廷直接控制的江南、马尾、金陵和天津四个军用工厂，李鸿章实有其三了。
天津机器局的制造情况，可以用李鸿章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即：“洋军火总汇。”③在海光寺里主要“从事铸造炸炮、制作炮车，修理小型军器，制造铜帽、炮弹，以及许多其他军用品。”在紫竹林租界以东的火药厂和机器厂里，则“从事制造品质优良的火药和军器——包括枪弹、炮弹和水雷。”①天津机器局除主要生产军火之外，还承修兵船、轮船和挖河机器船等，“如驻巡北洋之‘镇海’，‘操江’轮船需煤需料，修船修器，皆由该局承应，运直、晋赈粮之福建、江南轮船，运江、浙漕粮之商局轮船，一有损坏，亦由该局拨工拨料，星夜修办，此外如挖河机器船等类，应随时整理者不少。”②1877年试造各种水雷，1879年又创造了式如橄榄，“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③的水底机船。
天津机器局所生产的各种军火，“向以洋火药铜帽为大宗。”④据1876年统计，所生产的新式军火在产量上已较前两年增加3、4倍。此后，不仅一如既往，而且火药、铜帽和枪子的产量还逐年增加。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天津机器局向各省供应的军火“较往年多至数倍”①，连远在两广的张之洞也来电要求“拨好枪炮并弹若干以济云桂两军”②。于是天津机器局下属各厂“皆添做夜工”，以适应“催造调拨益形严紧”③的局势，另外，“又添募炉工四十名，制造地雷二千枚。”④到1885年仍“添购物料，加做夜工，趱造军火，”⑤还扩充了厂房，从国外添购了数十部机器。东局每日成倍地赶造枪子，从平时日产13000颗增为26000颗⑥。这些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天津机器局所生产的军火在抵御法国侵略者的战斗中所发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天津机器局在历史上有它的反动作用。例如，生产的军火，尤其在平时，主要的是为了供应各省“靖内患”的需要，并用以培植淮系军阀势力，巩固北洋地盘。据记载，机器局所生产的军火除了供应本省淮练各军、兵轮、炮船之外，还按时拨发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分防在江南的水陆淮军；此外，中原地区如河南等省也向天津局支取火药、铜帽⑦。
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决定加快海军建设，尤其加强北洋舰队建设。于是，天津机器局的生产内容又有了扩大：不仅要为陆军各营提供各种枪子弹药，还要为海军制造铁舰、快船、鱼雷艇以及水雷营和各口炮台所需的军火弹药，1887年所建的栗色火药厂，就采用了“最新式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炸药”，以适应“各海口炮台内新式后膛大炮及铁舰、快船之巨炮”的需要。李鸿章深感天津机器局是“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于是，更重视它的地位与作用，而不断加以扩充。1893年，天津机器局从英国买进了全套机器设备，建起了一个炼钢厂，能铸造6时口径的小钢炮①，从中也可窥见天津机器局的新式军火制造能力在不断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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