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二——马尾船政局① 一、建造轮船工厂的历史必然 马尾船政局，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它的产生和建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入侵的战争中，亲身体验到西洋坚船利炮的威力，朝野上下纷纷讲求造炮制船“师夷长技”。这不仅成为一种思潮，且也已有具体实践。例如，在鸦片战争中，潘仕成试造成水雷①，且捐造成一艘可用于外海作战的仿美国三桅夹板船②；福建晋江丁拱辰不仅辑有《演炮图说》，且试造了长4尺2寸、阔1尺1寸用蒸汽作动力的实验性的小火轮船，“惟质小气薄，不能远行”③。进入60年代后，除曾国藩试造轮船于安庆内军械所外，左宗棠亦于1864年试造成小火轮一艘，驶行于西湖之上。
上述那些造火轮船的思想和实践，主要是为了抵御外侮，同时也有防海盗和镇压人民起义的目的。镇压人民起义是反动的，但对于“防海盗”就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斥为反动。对马尾船政局的创建说，抵御外侮是其主要目的，而“御外”又有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船政局的创办者闽浙总督左宗棠说：现令“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①“至杭属及宁、绍、台、温滨海之区，海盗时有出没，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再三呼吁：“欲治海盗以固海防”，固然必须造炮船以资军用，防洋人入侵，尤“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夺彼族之所恃”是非常可贵的思想。左氏申论中国夺彼所恃为已有的可能性指出：“中外之人向样是人，智慧应是一样的，仅仅因为所习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特长：“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可以姑置勿论。但“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②这就是说，中国人只要像西国一样的重视“艺事”，是完全可变其长为已长的。
“夺其所恃”不仅可在军事上做到有效地御侮，而且也是在经济上与洋人竞胜，“分洋商之利”所必需。
鸦片战争后，列强凭藉特权倾销商品，洋轮伴随而至，旗昌、宝顺、怡和等洋行的轮船航行于沿海和长江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骤增，夺我厚利的情况更为严重。以福建省为例，50年代中期，“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遽呈争先恐后之状”③。到60年代中，福州运往其他口岸的货物，已有三分之一改由洋船载运。从1861年到1866年，福州民船由59只减到25只，厦门由4Q只减到17只。这样，在外轮剧增的倾挤下，中国“向以民船为业者，自知挽回无术，率多弃业改图。”①北方的情况较之南方更加严峻。牛庄运载豆石的沙船，由2000余只减少到400—500只，向来运销豆石、豆饼去东南各地的江、浙、闽、广等地的帆船，资本亏折殆尽，以致船只休闲，无力转运，在船水手10余万人无以谋生。左宗棠对此有明显的反应，他说：“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甫，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定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阛阛萧条，税厘减色，富者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②左宗棠从商业、民生、漕运几个方面指陈了外国侵略者的洋轮威胁、摧残了中国经济生活，从而提出了中国自己设船厂制造轮船的紧迫性：“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从经济上竞胜说也是如此。总之一句话：“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无论从军事或是从经济方面说，“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由上可见，专造轮船的马尾船政局的创办，固然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左宗棠的主观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叙述马尾船政局必须稍谈一下左宗棠的个人素养。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一字樸存，湖南湘阴人。道光壬辰（1832年）举人。曾作塾师多年。就在他中举后，考进士屡试不第而任塾师之际，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加紧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员生凋敝，清王朝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之时。严重的局势极大地激发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他深忧“夷祸”之来，在与人书中表达了“论战守机宜”的抗敌方策④，同时“益屏弃词章之业，刻厉于学，……为舆地图说，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条列历代兵事”①，以为抵御强寇作必要的准备工作。为什么要在疆域沿革之外特地“条列历代兵事”？左氏说，“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看到英国资本主义以火轮兵船“数十艘之众，牵制吾七省之兵”的“可虑”之事势，提出“设造船之厂”制造火轮炮船的设想。③他认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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