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虽费有所不辞”，或者是，自造虽比购买多化许多钱，“亦系值得”的情况。
另外，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军用工业为了使造价低廉，以便与国际军火市场竞争，洋务派在使用从外洋购买昂贵的燃料和钢铁铅铜等金属原材料而达不到此目的的情况下，乃举办煤炭和金属矿业。这也就是价值规律作用范围扩大和延伸，从中也可看出近代军用工业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资本主义工商业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近代军用工业除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之外，它的另一社会作用就是“安内”与“攘外”。
清政府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封建的国家机器，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这是清政府考虑问题的基点和办一切内外政事的出发点。为此，它必须对付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人民革命，二是外来侵略。
清朝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前尚未堕落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程度，还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社稷江山，不甘心与列强分享统治大权，因此，清朝廷虽日益与外国列强勾结起来，但仍有尖锐矛盾和极力抗争的一面。这就决定了清政府这一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仍具有一般国家机器所具有的两种职能：对内镇压一切不服统治的人；对外抵御一切入侵的强寇。因此，清政府所办的近代军用工业也就具有“安内”和“御侮”这两重作用。从实际情况和效果来看，有时“安内”的作用大于“御侮”，但有时“御侮”作用显得更主要些，例如19世纪70年代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就是如此。
首先谈清政府办近代军用工业对内镇压人民的一面。
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捻军和太平军时，“金陵制造局就为他制造了大批军用物资和许多门大炮，”①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之初，“李鸿章饬令先造枪炮两项，以应急需”①。为此，清朝政府曾赞誉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披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②70年代以后，社会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以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有所改变，即由对内镇压为主转变为对外御侮为主，但仍念念不忘防止人民起义。例如，沈葆桢向清政府建议增加江南制造局的生产经费时说：“目前灾区如此之广，饥民如此之众，设有匪人乘机蠢动，军火器械若非豫储于平日，安能取办于临时。”③李鸿章在谈到天津机器局不能减产或停产时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恩逞，时需分投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④至于其他各省机器局所造军火，对付人民革命的一面也是明显的。
左宗棠所办西安机器局和兰州机器局，为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是不用多说了。云南机器局所制造的枪炮在镇压西南少数民族的起义中起了恶劣的作用；四川机器局是为了“内地人情浮动，伏莽时虞”①而开办；广东机器局旬制和购买的“大小轮船二十余号，皆为沿海捕盗而设”②；张之洞于1890年筹办湖北枪炮厂是因“上年秋间会匪萌动”，等等。都是明显例证。张之洞曾总结近代军用工业的历史作用说：“自发捻削平以来，各省遂无大乱；其实陬澨边隅，乱萌时有。即如近年热河教匪，甘肃回匪，亦甚披猖，或兵甫集而众降，或锋一交而敌溃。实由同治初年洋枪洋炮流入中华，渐推渐广，官军所用，无论精粗，总系洋械，火器精利，声威震詟，乱民无抗拒之资，宵小弭孽芽之渐。”③这一赤裸裸的概括，供认了近代军用工业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历史作用。
然而，近代军用工业在御侮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应忽视。例如，江南制造局在1874年因琉球事件日本出兵侵略台湾而加紧厂里的军火生产，史料记载道：“不管中日台湾问题的交涉前途如何，江南制造局的官员们显然比平时更关心他们的军用品制造，并忧虑可能爆发的战争。高昌庙的制炮厂特别忙碌。”④在1884年和1894年的两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江南、天津等制造局乃至各省制造局，生产的军火产品发挥了有效的御侮作用，这在本书对各军工厂的介绍中均已有所表述，兹再强调加以说明。由于战争爆发，军用品征调纷繁，江南制造局“加工赶造，昼夜不停，储待未尝缺乏，”⑤从江南制造局的历年军火生产数量表上看（表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也明显可见甲申、甲午两次战役中，江南厂所造的各种枪炮、铜引、炮弹、火药的数量均多于平时。同样，金陵机器制造局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紧张日子里将“锅炉之气磅加足，汽机之马力全开”地加工赶造①，支援前线。天津机器局在中法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军火之急需，一方面“加做夜工”②。一方面向国外购买了数十部机器赶造军火，因而产量激增，枪子日产由原来的13000颗增为26000颗③。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为加强海防，为满足北洋舰队的铁舰、快船、鱼雷艇、水雷营及各口炮台军火的需求及“预备意外不虞之需”④，天津机器局更加加紧生产。山东机器局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军火生产也“数倍于平日，”这在本章第四节已有详尽叙述，这里不赘。至于马尾船政局所造军舰在南北洋舰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中法、中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由此可见，近代军用工业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并非如有些人所说“御侮”是假，“安内”是真；或者说“御侮”是公开打出的旗号，“安内”才是真正的目的。从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上分析，从实际的历史情况出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政府无论是为“御侮”或“安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目的，而且，为了这一根本“大计”，两者对清政府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实际却服从同一个需要。至于有些时候“安内”作用大于“御侮”，那是受到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所制约，是由于清政府国力衰微而与列强勾结越来越紧密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①胡燏棻《变法自强事宜》，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光绪政要》卷21。
①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①曾国荃《扩充机器局疏》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忠襄公全集》卷25，页53。
②《曾忠襄公全集》卷25，页55—56。
③《益闻录》，光绪十一年八月初四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32页。 ①盛宣怀《致张之洞电》，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33页。
②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6，页18。
③贝斯福《中国之瓜分》，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34页。
④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页57—58。
①《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8，页53。
①以上引文见鲍吉尔《马格里传》第149、148页。
②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27、343页。
①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43页。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4，页17。
③《海防档·机器局》（一），第45页。
①《英国领事商务报告》，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49页。
②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页16、17。
③《捷报》卷8，页345，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53页。
①《洋务运动》（四），第261页。
②《捷报》卷27，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59页。
③李鸿章《海防机局款难分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页12。
④《益闻录》，《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56页。
①李鸿章《机器局动用经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8，页1。
②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8，页38。
③张之洞《张之洞致李中堂电》，《张文襄公全集》卷123，电牍1。
④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8，页38。
⑤《益闻录》，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62页。
⑥《洋务运动》（四），第273页。
⑦《电报》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63 页。
⑧参见《洋务运动》（四），第261页。 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66页。
②李鸿章《边防拨饷制造电》，《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6，页22。
③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3。
④《直隶总督杨士骧奏》，《清户部档案》（抄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藏，转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61页。 ①丁宝桢：《调张荫桓，文天骏片》，《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1。
②丁宝桢：《设立机器局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2，页18。
③丁宝桢：《保奖机器局员片》，《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2页51—52。
④丁宝桢：《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2，页45。
①丁宝桢《机器局置器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2，页44—45。
②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80页。
①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80页。
②丁宝桢《请奖曾昭吉片》，《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2，页52。
③丁宝桢《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2页45。
④《洋务运动》（四），第305页。
①李鸿章《论各省购制枪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页10。
①《洋务运动》（四），第307页。
②丁宝桢《机器局用款报销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2，页47。
③《洋务运动》（四），第311页。
④李秉衡《奏添拨机器局经费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83页。
⑤参见《洋务运动》（四），第310页。
①见《洋务运动》（四），第312页。
①见《洋务运动》（四），第314页。
②同上书，第315页。
③李秉衡：《奏添拨机器局经费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82页。
①李秉衡《奏山东整顿南运局筹出款项扩充机器情形折》，《李忠节公奏议》卷10，页17。
②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35页。
①左宗棠《请于陕甘饷项外敕拨实饷作为专款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O。页42。
②赖长简历参见本书第十六章第二节。 ①左宗棠《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页42。
②见《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一期：《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此 文编入拙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夏东元《关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7月13日。此文编入1985年出版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一书。
①鲍吉尔《马格里传》，第172页。
②《洋务运动》（四），第17页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页1。
④沈葆桢《筹议海防经费并机器局未便停工折》，《沈文肃公政书》卷7，页60。
①李鸿章《海防机局款难分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页12。
②丁宝桢《机器局遵旨停止报销用款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7，页37。
③《洋务运动》（二），第504页。
④张之洞《酌议变通武科新章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8，页12。
⑤《捷报》卷13，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94页。
①刘坤一《复总理衙门电》，《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页57。
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33页。
③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1，页59。
④《申报》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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