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愤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
队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 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和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