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无意地限制开业医生的人数，以保持原来医生的垄断地位。当然，摈弃市场竞争是以牺牲病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美国医治费用出奇地高与医生的劳动报酬高出一般水平是直接有关的。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参与发放开业许可证的知名医生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因为能够开业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受过正式训练”，而在这些知名学者所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读过书和做过事的显然应属于“受到正式训练”之列。于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究竟是在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工作，还是在为了本人所在单位，最终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工作便受到了怀疑。这种资格审查的失当，必然妨碍许多有才能的医生获得开业资格，这方面有确实的统计资料作证。这样，不适当的医生开业许可证审批制度不但限制了医生人数量、抬高了医疗费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医疗质量。
从事于崇高目的的职业，而且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医生，一旦脱离了市场的监督，也难免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这说明了官僚主义并非是政府官员们所专有的。这种类似于行会的行动方式决不限于美国的医疗系统。事实上，不论是木工、汽车修理工、水管工等，在中等以上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同业工会。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具有高超的手艺，丰富的经验，甚至还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也很难获准挤入这个行业里去。确实，工会对于这种具有竞争能力的对手格外地保持警惕。但这一切的结果都使消费者受到损失——用较高的劳务价格购买了并非是最好的服务。这种工会的超市场力量的介入也在出卖劳力的人群中造成巨大的矛盾。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市场既然不能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剩下的出路就是诉诸法律，甚至诉诸暴力。这一点解释了何以近年来法律诉讼和暴力事件中与工会有关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时谋私利、讲关系、开后门、裙带风也在腐蚀这些组织本身。先进昂贵的医疗新发明，急剧抬高了保险开支。由于医疗费由保险公司支付，新奇的医疗方法不论多贵也有人要用它，于是降低了社会效益，有些更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消费被压制。
与医疗问题十分相似的是教育。美国建国初期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除有各州先后通过了强迫入学法令之外，政府对教育揷手较少。学校大多是私人办的，不论大、中、小学多半如此。但以后逐渐展开了所谓“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主要是提供了更广泛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但付出的代价很高，近年又出现了教育质量的问题，使得家长们对此十分担心。
现在美国的学校仍旧是公办私办同时并存。但由于国家用税收支持教育，公办学校大量增加。在1928年，高等学校中公立学校的人数比私立学校的少，到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人数增加了3倍。该年政府直接拨款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己超过了公立加私立高等学校总经费的一半。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拨款办学之外，还有大笔经费用于教育管理，结果使得学校的控制权更多地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里，尤其在大城市里，由于政府直接管教育，学校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质上看，也是纳了税的公民不能直接对学校进行监督，而要通过政府设置的学监来行使此项权利。做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不能通过缴学费来为孩子挑选学校。教师们虽然很知道如何因材施教可使教育活动效果最好，可是他们不得不应付学监们的挑剔。而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们期望，因为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学监们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剥削，学校的职责也因而改变了。学校的基本任务本应是教会学生读、算、写，并通过文化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但现在学校还被用来“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等一些与教育无关的目标。70年代中引起全国大争论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规定（为了消除种族隔离，要求黑白学生混校，规定用校车将孩子送到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趋势不能不影响到教育质量。
出路何在
30年代大萧条引起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使得市场机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则受到严重的削弱，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生活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注意。但是直到1980年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出版的前后，采取的主要办法还是用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来纠正以前那些一刀切的官僚主义的规定，这种办法实质上是用官僚主义来克服官僚主义，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官僚化，互相抵消力量的无用工作越来越多，有许多统计数字证明，投入增加更多，产出增加得较少，总的情况是效率在降低。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恢复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不但出版了一些书，而且还拍成了电视片，对社会舆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势头，例如对石油价格的政府限制已经取消，对飞机运费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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