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已被废除，甚至邮政事业也出现了私人承办的机会。这一趋势不但在美国出现，而且波及到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如铁路，原来受到的各种定价限制也在放宽，几年来实施的初步效果是好的。但在一些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里，例如核电，审批的手续还没有简化。
按弗里德曼的主张，他本不是想取消累进所得税，而是希望把这种纠正贫富悬殊的税制当作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公平措施，因而其他各种辅助措施就可取消，让市场机制去发挥作用。对于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政府征收负所得税，实际上是给予货币补贴。用货币补贴来取代各式各样的实物优惠，既可保证公平，又有经济效益。他们还主张充分开展保险业务，以此来弥补个人遭受的风险和不测。在这样的组织原则下，社会上也还会有不幸的人，此时私人慈善事业会得到发展。根据历史资料，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很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那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年代。只是后来政府承揽了大部分的社会保险和救济，私人慈善事业的职能转移给了政府，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没有必要了。
自由派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干预，会不会重演30年代的大倒闭大萧条（那次危机的损失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弗里德曼仔细研究了30年代危机的产生，扩大和结束的过程，他的基本看法是危机并非必然发生，这是人群中产生的对金融界不信任的气氛传染扩散的结果。在危机中倒闭的一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完全是因为储户不信任引起的挤兑风潮，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主管全美货币金融）也没有及时作出有力反应而垮台的。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对它的资产作了折价处理，最后每美元存款偿付了92．5美分。这证明它是一家殷实的分行，也证明储户对银行不信任引起的挤兑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如果储户不盲目行动，7．5％的损失原也不至于发生。群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一窝蜂盲目行动的心理基础，因此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监督金融企业（以及一切企业）的合法经营，一方面是当群众中出现盲目的一窝蜂行为时，应对金融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稳定从银行到一切经济往来中的信任感。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不会重演。政府除管好政治、外交、国防、立法和司法，以及少数特殊经济问题（主要是垄断和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之外，其余的问题应留给市场去解决。甚至在少数特殊的经济问题的处理上，政府也要充分估计到干预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外部效应，只有确实了解到干预的利大于弊时，干预才是必要的。依他们看，这就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方针。
环境问题和它的经济及非经济对策
环境问题
从生物学观点看，人类历史已远超过1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6000年。但是在最近的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那就是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资源利用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以及方便和丰富生活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车、电影、电视、电子钟表、电子计数器、化纤衣服、塑料用品、荧光灯等都不到100年的历史，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应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生活如此显著的事情，过去在1000年内也不曾发生过。如此看来，我们真是人类种族绵延中特别幸福的一代人。
展望未来，我们的后代是否能继续享受不断增进的物质文明，却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事。中学生都知道，随着太阳内核燃料的耗尽，地球最终变为连空气都会凝结为液体的冰球。理工科的大学生也知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是终将归于“死寂”——没有任何运动的物体，而且全部物质都处于同一个温度水平上。但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当前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远比这些遥远的最终结果紧迫得多。从历史看，人类曾经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区域或种族文明计有28个，但由于社会本身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其中至少有18个文明已经死亡和消灭。如果不是人类理智占了上风，也许我们早已焚化在核战争的蘑茹云之下；如果人类不懂得控制自己的繁殖，总有一天会陷入马尔萨斯曾经预言过的悲惨境地；现在又认识到我们面临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实问题。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人类社会像一只在波涛汹涌的海中航行的小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各种可能的危险。
近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其实是由于人类社会合理地调整了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使得有更多的聪明才智被用于发展生产，克服自然造成的各种障碍；较少的聪明才智被用于个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实际上这一利害关系的调整始于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它结束了漫长、黑暗和停滞了1000年之久的中世纪，在这段时期里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灿烂思想、精巧发明被淹没。1000年前的人类并不比现在的人更笨，他们未能发明汽车和电视，不是个人智力上的原因。甚至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有一些民族陷入了内部和外部纷争，眼睁睁看着别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自己却无法摆脱由自己造成的困境。他们唯一可能快速致富的办法，是想方设法移民到一个可以贡献辛勤劳动得到相应报酬的制度中去。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生产力之高速发展像一柄两面带刃的剑。一方面它方便了生活，增进了健康，延长了寿命，使物质享受更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已有相当的能力可以随心所慾地支配自然，同时对于这种改变自然的长期后果又非常幼稚无知，结果使人类这只小船驶进了一个迅速变化却凶吉未卜的环境。作为这种变化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大气中臭氧分子被消耗和温室气体效应的不断积累。臭氧层能遮挡大部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使地球表面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强烈照射。这种照射不但导致皮肤癌发病率的增高，而且可能改变生物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造成生物变种。近年来由于氯氟烃气体在制冷和膨胀驱动中的大量应用，导致高空中臭氧分子被氯氟烃气体还原为氧分子，地表上的生物正在失去臭氧层的保护作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人类活动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隔温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氯氟烃、甲烷，形成温室效应，使地球上的热不易向宇宙空间辐射，造成天气变暖（当然，地球从太阳吸收的热与向宇宙空间排出的热仍是相等的，不同的只是地球的表面温度均衡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后果可能包括海平面因两极冰山融化及海水升温膨胀而上升，淹没大片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气温上升使降雨分布改变，大片森林将因不适应新的气候环境而消失，随之发生众多生物物种的灭绝（森林是最大的物种宝库）；降雨分布的改变和传染病的流行特性变化。随着农作物布局的转移，灾难性气候的增多，灌溉和防洪工程的重建也是意料中的事。这两方面的例子都是人类大规模驾驭自然的负面效应，而其引起的大气物理的、经济的、生物的后果都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即这两种变化都有很大的惯性，因果之间存在很长的时滞。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立刻被消除，它的后果还会持续几百年之久。正好像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ewingsiralfred在1932年第101届年会上说的：“就好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忽然发现他走错了。退回去已不可能；他该怎样继续走下去呢？或者再换个方向走，他的前途又怎样呢？”
人类改变自然的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环境污染。在极个别情况下大自然的本底物理化学背景存在着一些不适于人类生活的自然污染点，例如高放射性地区，有毒物质的高聚集区，地层下有毒气体的漏区。但现在造成人类生存威胁的是工农业誘发的大范围的人为污染。早在1930年，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发生因烟雾积聚造成的呼吸道中毒事件。有几千人发病，60人死亡。1950年伦敦烟雾事件在5天内造成近4000人死亡。日本富山炼锌厂的含镉废水排人河中，人饮用含镉的水，吃含镉水灌溉长出的米，使骨骼软化萎缩，导致几百人中毒，几十人死亡。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火灾造成上百人因过量放射性辐射而死亡。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因剧毒物漏泄死亡2000人，致残2万人。地球上除了南极洲还没有明显污染，到处都有大小污染事件发生。在我国素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原是稻香水秀的鱼米之乡，城内河道纵横，流水漏瀑，被誉为东方威尼斯。但60年代以来河水被污染，不但鱼虾绝迹，而且河水变黑，臭气冲天。我国工业城市本溪市由于钢铁工业过于集中，废气不加处理，而且地势低洼，烟尘很难随气流移动。除掉刮风天气，整个城市被烟尘笼罩，在卫星上拍摄的照片中竟找不到本溪市。我国南方湖泊不同程度地受到工农业污染，一些湖底泥中的镉含量比本底值高50.5倍，铜含量高出28倍。要靠自然净化，几百年也恢复不了原貌。如果对这些严重情况视若无睹，不出一两个世纪，我们将彻底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除掉大气变化和环境污染之外，人类大规模发展工农业的第三个后果是资源的过度利用。像矿藏之类的可耗尽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这原是意料之中的，但现在问题已显得紧迫。生产和生活须臾离开不得的石油，按现有储量只够开采44年。像森林、淡水、鱼类、土壤一类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它们的再生速度，在有些地方已经永远无法恢复。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环境问题，因为那里人民的生活来源，不像发达国家靠有限资源的深度加工，而是直接依赖于资源开发。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木材、鱼产品、矿产品等初级品。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再加上人口的迅速增加，使人均资源拥有量急剧降低。他们的生计原来就依赖资源，人均资源的减少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其结果是更没有能力积累资金，改进教育，无力从严重依赖资源的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污染，那是因为产品极丰富，污染是富裕的副产品。因富裕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不会形成恶性循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知识和人才来逐步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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