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拘，止通经术而不知法意，应有刑狱之事止任柱后惠文冠而冠章甫衣缝掖者无与焉。斯人也非独不知经意，而其所谓律意者盖有非先王之所谓者矣。汉世去古未远，犹有古意，此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和帝时，廷尉陈宠汋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即《吕刑》）者除之，曰：“臣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罚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及宠免，其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汉去古未远，论事往往主于经义，而言刑者必与礼并，其原盖出于《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陈宠论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八百，并为三千以合于礼，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应经合义者，则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忠为决事比，请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死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盖有补于世教，可谓克肖其父矣。 晋武帝时，有邵广者坐盗官物当弃市，其二幼子宗、云挝登闻鼓乞恩，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议者欲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尚书右丞范坚驳之曰：“自淳朴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罪，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耶？今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颦笑之间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尔，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之，将来诉者何独匪人。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从之。 臣按：人君所举即以为例，故凡事谋始，事苟不可继于后，即必不可创于前也。 元康中，朝臣务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议，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狱讼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先因风落庙阙屋瓦数枚，免太常荀寓事轻责重，有违常典。其后主者惩惧前事，虽知小事而按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夫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恐奸吏因缘得为深浅。”刘颂上疏言：“近世法多门，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难以检其下，事同议异，犴狱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珣谓“刑书之文有限，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刘颂谓“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请人主权断，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法令从事”，二臣之言可以为后世议处刑狱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恶之条，多采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臣按：十恶之名非古也，起于齐而著于隋，唐因之。所谓谋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有犯于君臣之大义；所谓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者，有犯于人道之大伦；所谓不道、不义二者，有犯于生人之大义，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齿、王法之所必诛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丱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后世之五刑也，始于隋而用于唐以至于今日，万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治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昏》、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棰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曰“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后诏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玄龄等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等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经》六篇，萧何加以三篇为九章，后世作律者本以为宗。刘劭衍汉律为魏，贾充参魏律为晋，唐长孙无忌等聚汉、魏、晋三家，择可行者定为十二篇，自《名例》至《断狱》是也。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重定诸律以协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资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辄缮写上奏，揭于西庑之壁，圣祖亲御翰墨为之裁定。明年书成，篇目一准于唐之旧，采用已颁旧律二百八十八条，读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十三卷，其间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其后，以其比类成篇，分合无统，复为厘正，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析十八篇以为二十九，约六百六条以为四百六十，析《户昏》以为《户役》《昏姻》，分《斗讼》以为《斗殴》《诉讼》，《厩库》一也则分厩牧于兵、仓库于户焉，《职制》一也则分公式于吏、受赃于刑焉，《名例》旧五十七条今止存其十有五，《贼盗》旧五十三条今止存其二十八，名虽沿于唐而实皆因时以定制、缘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准绳，为百王之宪度，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也。且又分为六部，各有攸司，备天下之事情，该朝廷之治典，统宗有纲，支节不紊，无比附之劳，有归一之体，吏知所守而不眩于烦文，民知所避而不犯于罪戾，诚一代之良法，圣子神孙所当遵守者也。然臣于此窃有见焉，盖刑法虽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则有世轻世重之异，方天下初定之时，人稀事简，因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今则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事久则弊生，世变则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岁改悬，三典之建随世轻重，盖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势，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尽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断罪者如彼，罪无定科，民心疑惑，请下明诏会官计议，本之经典，酌诸事情，揆之时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碍者明白详著于本文之下，若本无窒碍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为故事者则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时厥后，内外法司断狱一遵夫成宪，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许辄引前比，违者治以专擅之罪。如此，则法令画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高宗时，又诏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后武后时有《垂拱格》，玄宗时有《开元格》，宪宗有《开元格后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 欧阳修曰：“《书》曰‘慎乃出令’，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 臣按：我朝之律仅四百六十条，颁行中外，用之余百年于兹，列圣相承，未尝有所增损，而于律之外未尝他有所编类如唐宋格敕者，所谓简而明、久而信，真诚有如欧阳氏所云者，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高帝时，赵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夫爱憎。盖立法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请律、令、格、式直书其事，无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知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 臣按：冬曦之言谓立法贵乎下人尽知，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请更定科条，直书其事，毋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切中后世律文之弊。臣愚以为，今之律文多蒙于唐，唐之律则蒙隋也，冬曦所论者虽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切考今律为卷三十、为条四百六十，必欲不简其科条、不饰其文义，惟直书其事，显明其义，用世俗浅近之言，备委曲详尽之义，所谓以准加减等文皆即实以书，明白著其文曰该得某罪、该杖几十，所加者何罪、所减者几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见，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开卷即了其义，不待思索议拟而皆了然于心目之间，昭然于见闻之顷，则民知所趋避，不陷于机阱矣。说者若谓祖宗成宪不敢有所更变，臣非敢欲有所更变也，特欲于本文之下分书其所犯之罪、所当用之刑，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减皆定正名，皆着实数，所读律者不用讲解、用律者不致差误尔。傥以臣言为可采，乞命法官集会儒臣同加解释，标注其于四百六十之条，不敢一毫有所加减，惟于卷帙稍加增耳。夫制为一代之律，以司万人之命、垂万世之宪，非他书比，今天下书籍支辞蔓语，费楮何啻千万，顾于律书简约如此，无乃详于古而略于今、重乎词而轻乎法哉，迂儒过虑。死罪死罪，伏惟圣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谍、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我圣祖于登极之初洪武元年，即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烦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书》曰：‘刑期于无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难致。兹命颁行四方，惟尔臣庶体予至意。”斯令也盖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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