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适谓德其人），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谏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玄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未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苏轼告神宗曰：“愿陛下明诏有司，试之以实学，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贡举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臣按：朱熹之义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又加以陈澔《集说》焉。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本经四道，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初场及终场未能者，许减其二道。呜呼，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一切废绝；前代之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切不用，可谓简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谓明经、宏辞诸科一切革罢，惟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会试取百人，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开科，取人无额，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贵州、云南附）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而会试则加以半。景泰初，诏除科额以复洪武、永乐之旧，寻复镌定，比旧额稍增，礼部试则临期取旨，自是遂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至是三十余试矣，科场条贯日增日密，一切病弊尽革无余，惟程试之文气、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或气运之使然，习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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