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伍之制”条下，而此复详其制如此，以见京畿之屯莫良于府兵也。然一代有一代之制，祖宗所行者子孙不可轻改，要必不违时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后议之者无罪，而行之者可久而无弊也。仰惟国家建国于燕兵强马健之地，诚不以臣卑而愚而弃其言，则杜牧所谓天下之大命者端在于此矣，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变，而吾之为此乃于百年之后始创行之，而凡其平日军卫之屯守、有司之管领一切如旧，而于其间减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愿欲者也。伏惟圣明留神审察，所以为圣子神孙立万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兹焉。 宋徽宗熙宁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辅郡，以颖昌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为辅郡，所以为京师屏翰也。汉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亦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时亦于畿郡立为四辅焉，每辅则屯兵二万人为额。我朝建国江南，于凤阳屯重兵，凡京师军皆散于江北、滁和等处为屯田，虽不名辅而俨然有蕃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其初犹以行在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其后遍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旧制，凡京卫之兵皆分其半以来，并起江南富民以实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则是万万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间犹未有辅郡，盖有待也。臣按，汉、唐、宋之辅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则以形胜要害为固，盖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皆去边地辽远，非若我朝都燕，则自以都城为北边捍蔽，北最近而东次之、西又次之而南为最远焉。请如汉、唐、宋故事立为辅郡，以宣府为北辅因其旧而加以蕃守之军，俾守国之北门；其东也以永平为辅，以守松亭一带关隘及扼辽在要害；其西也以易州为辅，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带关隘；其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每处屯重兵一二万，量其轻重缓急以多寡其数，罢两直隶、河南、山东上京操备班军，因近屯守以为京师之屏蔽，遇京师有事则调发焉。夫自古为国者必固外以蔽内，居重以驭轻，譬则人之家居必有藩篱、墙壁，然后堂室坚固，内呼而外应，若设关捩然，有所动于中而四面之机毕应之，然后盗之利吾财者不敢轻侵犯焉。近年以来，起调两直隶、河南、山东军赴京上班操备，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旧班未回，城池虽设而队伍空缺者有之，幸而无事则已，万一有不逞之徒乘虚为乱，将何以支持之？倘立为辅郡，因近屯守，则军士遂室家之愿而生息日蕃，国家省转输之劳而调发易集，边方足备御之具而关隘有守，如此，则都城巩固、宗社尊安矣。万一臣言可采，见之施行，其于国计不为无补。 以上京辅之屯 ▲郡国之守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臣按：封建以前之国，即秦汉以来之郡，名制虽异而其实则同。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湿卤也）、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汉以来之一县，千乘之国即秦汉以来之一郡。 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连帅州牧之设，盖以小大相维，阶级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统其异也。汉、唐、宋郡国虽皆有兵，然散而无统，惟本朝制兵府州，若县要害之处皆立卫所，而又于总会之处立为都指挥使司以统之焉，盖有得于周人连帅、州牧之遗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汉兴踵秦，置材官于郡国。 易祓曰：“汉不特置材官而已，《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盖三者之兵各随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国、侯国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本守典武职甲兵，其在王国者则内史比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后可发。 臣按：昔人谓侯国之兵既属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也。我朝于亲藩皆设护卫，然惟给其使令而不许其调遣，遇国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之意同符汉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校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东道置府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剑南道置府十，岭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 臣按：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而谓其兵为方镇。 臣按：节度使之兵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天宝以后王室日卑，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陈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十余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镇起而唐之威令不复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变，岂有是哉？史臣谓方镇之兵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灭。噫，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毋轻变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军有禁军、有厢军、有乡军。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余留本城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于侍卫司；乡军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丰以后皆升同禁军，兵虽以禁名，其实皆非禁旅也。 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使、副，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制。 陈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于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师。自列郡各置禁军，于是严差出占破之令而壮城（元丰于厢军内差壮城兵）作院，各置指挥，于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偏天下，虏人犯阙无能发一矢者，以不守祖宗旧章也。”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原、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 陈傅良曰：“此所谓义兵也。艺祖有志于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后浸有点差之令，韩琦为相，刺陕西义勇，司马光六上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也。” 臣按：前代州兵皆无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选自户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团结，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随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废或置，不惟无常制，亦无常数。惟我国家自平定之初则立为卫所，以护卫州县，卫必五所，所必千军，而又分藩列阃以总制之而有都卫之设，其后也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百有余年，其视汉、唐、宋之制可谓大备矣。然承平日久，兵备不能无弛，军伍不能无缺，旧例遇有缺伍，卫所差旗军于其原籍径行句补，其流之弊乃至所句至者反少于所遗之人，得不偿失，于是用言者计每岁分遣御史清句，然亦徒有其名，无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句之数以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无益军政。臣尝考历代之制，皆是草创之初，军伍数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滥之失，惟我朝则是先多而后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时而随事制置，惟我圣祖则斟酌古今，立为一代之制，使子孙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为军伍也，内地多是抽丁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岁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换姓名，或变乱版籍，或潜行析户，或自私分居，彼此相隐，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难清，挨究无迹，其间丁尽户绝者固亦有之，而正户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无也。为今之计，乞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卫所俱要造册，开具本卫若所原设额数若干、见今实在若干、缺伍若干，不问存亡，备细开造，具其籍贯及充军缘由，仍行户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县亦要造册，开具各州县军户若干、见在充当者若干、挨无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对以见其实在之数，其卫所见在食粮者若干、缺伍不补者若干，兵部类以奏闻，会文武大臣集议，所缺必设何法然后得军伍足数以复国初之旧，必须不怫民情而致其生怨，不为民害而激其生变，讲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后见之施行。如此，则佥论之中必有良法善计，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旧，而坏者又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矣，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失今而不为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积而至于无余，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仓卒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国家大事莫大于戎，国步之安危所系，运祚之修短所关，诚不可不加之意也。彼为具臣者不为远虑，其意只欲苟具目前，以贻其责于后人，盖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圣明之主承列圣之鸿业以传之万万世之圣子神孙，乌可不为之远虑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无断，矧此丕丕之基、万方之广、亿万年之久，其所以轸当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断者，又当何如哉？臣不胜惓惓。 仁宗庆历元年，张方平言：“民之所以惧籍为兵者，不唯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其乡土，终身于亲爱宗族永相隔绝也。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息肩安业。昔太宗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子孙识者亦悼其失业，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曰：“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矣。” 臣按：民之不愿为兵，诚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犹有乐为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补伍有如弃市，然今天下卫所兵伍已失大半，必欲如立国之初签民为军，必致生变，苟因循不已则日甚一日，则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比年以来，遇有儆急，签点民丁贴助官军，守备其乡邑，已有成规，民之耳目既已惯熟，是亦备御一良法也。今后无事之时不须点集，倘遇荒歉灾变，必不得已然后起集，必须依旧以民壮为名，名之以民则民心不疑，不许巧立名称，另外差役远方调发，稍觉无事即便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因而科敛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风宪犯赃之罪，合于上司及分巡官不为觉察者，罪亦如之。 真宗景德三年，镇戎军曹璋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役，有儆参以为正兵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 臣按：今州县军户多有丁尽户绝者，其人居宅田产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卖者外，行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挨究归官，有愿代其役者即给以本军绝户之田，若是边军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户部通行天下，凡没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后者，不分有无承佃，尽数刷出，照宋朝之例给民为军，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拣为义勇，尽钞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遗其大用，止以为城守之备，诚令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则翔集赴援。朝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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