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善射，举部下得劲卒二万，既无廪食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为民兵秪可城守，难备战陈，诚非通论，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陈，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陈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点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东安抚使富弼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至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其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军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分置青、莱、菑、徐、沂、密、淮阳七州。 臣按：此前代因饥荒募民为兵之明效，臣谨载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条下。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河朔无事，军政少弛，将骄卒隋，缓急恐不可用，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变。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辄复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法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劝惩。” 陈傅良曰：“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臣按：庞籍所奏条约之法无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盖因其俗而加以束约而为之法也。窃惟司马光于英宗时言太宗之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则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时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开宝也，而我之内外兵数不及国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储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则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无以为用；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无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纷，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数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绝之无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废弛，譬则人之身，中年以后血气渐衰，肢体困惫，病虽未至于革而其势则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时也，因事之势、察民之情、随时之宜以绵我国家灵长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虚为之防，水虽不至亦无所害，谓水不足忧，而不为之防，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者莫此为难，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国之守”之下，既略序汉、唐、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以为明时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几有所补云。 胡安国言于钦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昔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出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夫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帅司，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之事，每岁终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逐急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王室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国乞选择重臣付以在外兵权，以统属郡，以辅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时，陈俊卿为相，奏请：“应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民，授之弓弩，教以战陈，农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又言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难，惟有此策可守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扰？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者，自不至大扰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则是民既出赋税以养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谓之不扰不可也。此等之议，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论郡国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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