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其属有典客署令，掌四夷归化朝贡，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既有宴赐资给，其不幸而病及丧者亦有给赐焉。 宋设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 臣按：唐、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 四夷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北阿，又设其诸官位于后。所司引其国君，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御位，典仪赞拜，国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仪。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元丰八年，夏使来，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辞诣垂拱殿。 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蛮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盖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固非一视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前者文泰之来，缘道供亿甚苦，若诸国皆来，将不胜其弊，姑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蛮夷慕义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既不为所欺绐，而又不失其礼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 臣按：诸蕃初入贡者，前此未有体例，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欺无失矣。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虽与朝贡者不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为生民扰害，亦往往有类此者。汲黯论匈奴来降，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况后世人心不古，非独中国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为之制，随其地远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所遣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许一贡，期限不及者不许，如此，，则朝廷既得怀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也。今来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册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谨按《汉书》，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诏从之。臣窃以为，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 以上译言宾待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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