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然自秦汉以来，所谓于越、东越、瓯闽之类皆已久入中国，与齐、鲁、宋、卫无异，惟所谓南越者，其地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险，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时时为郡邑居民害。盖今日湖南北、广东西其郡邑皆错列山岭之间，与蛮夷杂居，但有险易之异耳，时或窃发，难于备御，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隔也。 汉武帝时，欲伐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言：“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噆也，音壑）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兵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犹言雁行，谓在前），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 臣按：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夷梗化，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之境，如安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至是诸县叛，连年不定，上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圣之盛，禹入圣域而不优，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殷周之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人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赋役烦重，寇贼并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困，流离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正，此社稷之忧也。骆越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饥馑、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事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大臣，丞相于定国以为：“前击珠厓兴兵连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苏轼曰：“扬雄有言，珠厓之弃，捐之力也，否则鳞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当时可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其可复言弃乎？” 臣按：捐之谓非冠裳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为。臣窃以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则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其可以与人乎？况本中国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轻言弃也。 顺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其费。” 臣按：帝王之驭外蕃，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旧有者不取，则彼敢于恣肆；旧无者取之，则彼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旧而已，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不责其备，不逆其诈。 永和中，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岁余不克，帝召百官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荆扬盗贼盘结不散，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兖、豫之人远赴万里，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有四五，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军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张乔前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从固议，即拜良为九真太守、乔为交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自行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岭外复平。 臣按：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后世读史者至此，灼然如亲在行间目击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谓发将无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后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随即罢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后来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虽暂服而复叛也。请以今广西左右两江言之，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今设为府者四、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故今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为州县害者，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错杂州县间者，其间虽或亦有有司带管及设土官巡检者，然流官无权，彼知其不久而轻玩之，而所谓土巡检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钤制。臣愚以为，今日制驭驯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请用左右两江之例而微寓夫设立军卫之意，盖左右两江府州之设，专以其地属之一姓，臣所谓微寓设立军卫之意者，众建官而分其权也。凡今猺獞与编民杂居州县之间，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临其地，召集其酋豪，谕以朝廷恩威，将授以官，如左右两江土官例，俾其子孙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种类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数，亦如卫所之制，既授其投词，不须勘实，官给以冠服，遣部属以驺从鼓乐送归所居，徐俾其择地立为治所，合众力成之，既成具奏请印，俾推其中一人为众所信服者掌印，则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类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国威并力除之不难矣，积久成俗，彼皆慕华风、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况众设其官，势分力敌，自足相制，不能为乱，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须至申上司奏朝廷，则国家之势益尊，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虑为后日患者，地界不明，异时不能无争耳，宜乘其初即遣官会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涧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为识，大书深刻于上，曰某至某为有司界、至某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无征者与民易之，随其广狭，不复丈量，其土酋所领地就俾其认纳税粮，定为额数，日后不得有所加增，如此处置，庶几其永无患乎。 唐贞元中，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钦、横、贵等州，屡服屡叛。长庆初，经略使严公素复请讨之，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并是夷獠，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杨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约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臣按：韩愈所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此言非独当时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远，举古可以知今，惟圣明留意，遇有远方捷报，以此言验之，洞见其真伪矣。至其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此语诚古今处治南蛮之良策。大抵蛮性阴柔，倚山为势，军来则入山远避，军去则外出虏掠，如蝇蚋然，挥扇则飞散，收扇则复集，剿灭之甚难，且其地多瘴疠，中原之人惮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气候不齐，蒸湿特甚，往往不战而死，既不可速战，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蛮者也。虽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闭其涂，绝其根则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谓猺獞者，非有强宗豪族，亦无深谋远虑，非欲争城邑，非欲收人心，不过欲虏掠财物而已，其所处深山大箐之中，不为宫室之奉，不为妻妾之用，不为子孙之计，所得之财将何所用，而用之将何所贸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与之交通，则彼所得财无所用，而欲用之亦无所于售。为今之计，宜敕镇守都宪督责藩臬、帅阃及守令、将领，严束所部军民，不许与贼交通，凡军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许其赴官告知，赍载某物赴某山峒货卖，官司给与印帖为照，无帖者不许，责令供结不敢将带违禁器物，惟许取其生口、米谷、土物，不许受其银两及其地所不产之物，违者枷号示众，没入其财物，亲属，邻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给以其财物三之一，如此，则彼得物无所售，而不劫质以求财而杀人以立威矣。又闻近年以来，其间城邑暮夜多有为贼所窃入者，非杀死官员掠去印信，辄避罪不以闻，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无备也，宜令守镇、都宪、总兵等官规画城池守备之法，行下军卫有司，俾其遵守则永无失矣。盖尝推求其所以窃入之故，多因军卫有司互相推调，夜间失于觉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盖非内无粮饷、外无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后凡有城池去处，责令军卫有司正佐官僚写立领状，责其与城相为存亡，有失陷者决不轻恕，则彼知罪责深重，不敢轻忽，则贼不能盗入矣。所谓规画守备之法者，每城必为内垣，荐棘树栅总为一门，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复下，必至黎明然后开门，彼知无可生路，则寝不安席矣，又预蓄乳犬驯伏之，每五垛间用木为匮，悬一吠犬，微有风声，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盗入之计无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民，诚何益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东、西、北三边之夷皆不经见，而首见于经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临边，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则夷人错居王土之中，与居民相杂，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边之寇，其来有时，其侵有处，其行有程，先时可以为备，临时不至于苍茫失措。 仁宗时，狄青请击侬智高，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枢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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