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一廛、田百亩、菜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礼节患难之有备，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礼义于是乎生，教化于是乎行，风俗于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经其土地，辨其田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能不扰之足矣，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凡有征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爰，于也。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以均厚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每夫孟子言二十五亩），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尽也）卤（咸卤也）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与《周礼》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礼》所载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养也）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告齐王‘数口’作‘八口’）。” 朱熹曰：“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时谓孕字之时，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亩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则经界正、井地均，无不受田之家矣。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极财成辅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又受田庐之地二亩半、邑居二亩半。田以九百亩为一井，八面皆百亩为私田，八家受之，内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同养公田。又于公田之内除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则每家得二亩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谓亩即今田，其广六尺、其长六百尺是为一亩，若以今尺步计之，则古之百亩当今四十一亩，古者二亩半当今一亩十步（古以百步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 臣按：此章朱熹谓此制民之产之法而尽法制品节之详。所谓五亩宅、百亩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节也。有法制而无品节则民为用不足，有品节而无法制则民取用无所抑，斯言也孟子两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齐宣王，赵岐所谓“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盖天立君以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则王政之本于是乎立矣。后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于事功、详于法制，而于制民之产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后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岂不以是欤？ 孟子告齐宣王曰：“无恒产（恒产，可常生之业也）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此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此言无常产而无常心）？” 朱熹曰：“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礼义，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罔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时，明君制民之产必有宅以居之，所谓五亩之宅是也；有田以养之，所谓百亩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为一定之制，授之以为恒久之业，使之稼穑、树艺、牧畜其中，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乐岁得遂其饱暖之愿，凶岁免至于流亡之苦，是则先王所以制产之意也。自秦汉以来，田不井授，民之产业上不复制，听其自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骤而革之，难矣。夫先王之制虽不可复，而先王之意则未尝不可师也，诚能惜民之力、爱民之财、恤民之患、体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丰年、凶岁之皆足，所谓发政施仁之本夫岂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谷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有以正之则分田制禄可不劳而定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熹曰：“井地之法，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润泽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臣按：朱熹所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数语者，非但可以处置井地，则凡天下之政施于民者皆当视此为准。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 朱熹曰：“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田间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行苟且之政，尽开阡陌，悉除禁限。所谓开者，乃破坏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皆谓开为开建之开，惟朱熹则以为开除之开焉。夫自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后，民田不复授之于官，随其所在，皆为庶人所擅，有赀者可以买，有势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垦，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说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呜呼，为此说者可谓正矣，其于古今事宜容有未尽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于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终于四县之都而都广一同，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积而至于万夫，其间又有为路者一、为道者九、为涂者八、为畛者千、为径者万。苏洵谓，欲复井田，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叶适亦谓，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数岁一代，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由是观之，则井田已废千余年矣，决无可复之理。说者虽谓国初人寡之时可以为之，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之后，亦终归于隳废，不若随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于古之遗制也。然则张载之言非欤？曰载固言处之有术，所谓术者必有一种要妙之法，其言隐而未发，惜哉臣不敢臆为之说也。 汉武帝时，董仲舒说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后可善治也。” 汉孝哀时，师丹请建限田，下其议。孔光、何武请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 北魏孝文时，李安世上言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上善其议，下诏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受田三十亩。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顷，其分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二百四十步为亩。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凡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卖口分，已卖者不复受。 臣按：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制、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必不得已创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庶几可乎。臣请断以一年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惟自今年正月以后，一丁惟许占田一顷（余数不许过五十亩），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许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有增买者并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将成丁者即许豫买以俟其成）。以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数之外，以田二顷视人一丁、当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钱（富者出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数之外，以人二丁视田一顷、当一夫差役，量应力役之征（贫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处，每丁或余三、五十亩或至一、二顷，人多田少之处，每丁或止四五十亩、七八十亩，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为仕宦优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为优免，惟不配丁纳粮如故，其人已死，优及子孙，以寓世禄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五品以上三顷，七品以上二顷，九品以上一顷，外官则递减之。无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丁纳粮如故）。立为一定之限，以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夺民之所有，则有田者惟恐子孙不多而无匿丁不报者矣。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验粮之可据矣。行之数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复买田，兴废无常而富室不无鬻产，田直日贱而民产日均，虽井田之制不可猝复，而兼并之患日以渐销矣。臣愚偶有所见，不知可否，敢以为献，惟圣明下其议于有司，俾究竟以闻。 汉孝宣地节三年，诏曰：“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公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虽以汉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宫馆、园池及郡国公田咸假之以振业贫民，俾其种食，勿收租赋，况本民田而肯夺以为己有而又以之赐亲昵、权幸之臣者哉？ 宋太宗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湿不同而同于生物，生物之性虽同而所生之物则有宜不宜焉。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江北之民种粳稻，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是亦《大易》裁成辅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江北民亦兼种粳稻，昔之粳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远矣，后之有志于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种诸谷，有司考课，书其劝相之数，其地昔无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赏。 林勋上《政本书》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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