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别立官以监视之焉。制虽不同，其治同于为民，无相戕杀，无相虐害，哀敬之，联属之，保合其民，由是以容蓄之而引掖之于生养安全之地而已。 汉初，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其后复置监察御史。 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条察郡国。成帝更为州牧，未几复为刺史。 唐分天下为十道，置巡察使，寻改按察使，后又改采访处置使，又改曰观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 宋初置转运使，后又置提点刑狱，凡有四司，曰帅、曰漕（即转运使）、曰宪（即提刑）、曰仓，各自建台，每司各有长官掾佐。 臣按：黄帝四监，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连帅，是皆后世监司之任，但是时封建之制行，所监者乃诸侯之国。秦汉以来始立郡县置守令，地分而官众，所以监之者尤不可无一定之制。汉以来虽设刺史、州牧、观察、节度、转运、提刑等职，然官无常制、治无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权重而不掉，虽有监察之名而无刺举之实，遂至吏无所惩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国初循胜国之制，设行中书省，既而罢之，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司设布政，参政、参议各二员，皆分左右以总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设都指挥使司以掌军政、按察司以司宪度，参峙并立，谓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官联复有一定之制，德刑兼举，文武并用，体制相维，关络相通，自罢侯置守之后，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详且善者也。又于每年遣御史一员以巡按其地，临边则专命大臣以镇压，有事则分遣大臣以巡抚，是以百年以来官无旷职、民无宿冤而祸乱不作，用此道也。仰惟祖宗治外之制尽善尽美，诚可谓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维持之者则又在乎圣子神孙焉。昔人谓天下之本在于郡县，郡县之责付之监司，而其大纲总要则又专在朝廷。诚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择监司，豫于未用之先广为询访，遇有员阙随才选任，或举诸班行、或拔自州郡，或以职任递选、或以异等超擢，又于既用之后责以实效，果有异能即加旌异，显有实迹不次明扬，而不肖、庸懦、贪鄙之徒不顾其一家之哭，如此，则十三道之藩臬、数十员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县无不良之吏、田里无不安之民矣。致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仁圣加之意焉，天下生民不胜大幸。 宋神宗谓文彦博等曰：“诸道帅臣、转运使职任至重，一道惨舒系焉，宜谨择其人久于其任。汉宣循名责实，须用此道。”彦博对曰：“为治之要无以易此。”（以上监司） 臣按：神宗谓诸道使臣职任至重，一道惨舒系焉，臣尝因是而推之，一道之惨舒系于使臣则一郡之惨舒系于守佐、一县之惨舒系于令丞、一乡之惨舒系于里胥可知已，合乡而为县，合县而为郡，合郡而为道，命诸道而一之则为天下，天下之大由诸道之积也，道由郡积，郡由县积而县又由一乡之积也。天下之大譬则人之一身焉，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体、内有五脏六腑，其气息之相通、血脉之周流，无一时之可息、无一处之可滞，一时或息、一处或滞则疾病生而疮痏成矣，病之所以致死者不必出自脏腑之中、肢体之上，一疡生于指爪之间仅如黍米亦或可以致命，知命君子不可以不之谨也。是故善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视天下，无尺寸之肤不爱则无尺寸之肤不养，身一处乎宫庭毡厦之上而心常存乎郡县闾里之中，端居高拱之时、瞑目注想之际，海宇之大，百万之众系乎吾之一身，一人之身不出户庭之外何以周知而遍及之哉？政赖内外之群臣，内焉者为吾举纲而挈领，外焉者为吾承流而宣化焉耳。朝着之间、百官之众可以目击而声呼也，若夫四方八表之远，吾目不及见也，吾耳不及闻也，吾身不能亲行而躬阅之也，所以代吾施政教以安之者有监司焉，监司之下有郡守也，郡守之下有县令也，县令之下有里胥也。地域有广狭、人民有众寡，政事有繁简、职任有崇卑，其为长民之任而为吾教养斯民，有功于我者则一而已。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天子之所以得乎丘民者，政赖乎此四等人耳。人主欲安其大宝之位以凝上天之命，固祖宗之业，全其身于安荣之地以为子孙千万年之计者，乌可不以安民为先务，而欲安民者乌可不择长民之人哉？ 以上论择民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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