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亡。
臣按：马端临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隋承周后，凡周人酒榷、盐铁、市征之类一切罢之，所仰止赋税而已，然自开皇三年以来屡减田租、给复百姓，其于赋税甚阔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赏平陈功费帛三百万，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飨不过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贮干姜，姜袋进香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彼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不为过，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呜呼，文帝以俭约致富庶，炀帝以奢侈致乱亡，其明效大验，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为异说以欺世主、误天下，其万世之罪人欤，有天下国家者尚其鉴兹。
唐制，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之事，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户；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三曰金，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四曰仓，掌天下军储出纳，租税、禄粮仓廪之事，以义仓、常平仓备凶年，平谷价。
欧阳修曰：“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蓄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蠹。”
臣按：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尝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孙轻变祖宗之成法，欧阳修谓“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为经常简易之法”，所谓“经常简易”四言者，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简易则易以施为而无纷扰之乱，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间，不能无有窒碍难行之处，则随时为之委曲，就其阙而补之，举其滞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谓经常简易者焉，决不可轻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鉴也。已制兵以府卫，设官有常员，其后乃以兵冗官滥而为国大蠹，何也？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虽然，兵冗官滥二者岂但为有唐之蠹哉？凡国家之所以贫乏，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以驯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者，皆生于此二蠹也。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无不可乎？非有关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不敢轻加也，毋谓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呜呼，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国家之祸患，何尝不起于细微哉？
李翱作《平赋书》，谓：“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其君上虽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赋书》，盖悯当时之赋不平也，赋之所以不平者，盖以其制民产者无法，敛民财者无艺也。既无制民之产之法，而敛之又不以其道，则民贫矣，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其所谓“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其言尤为警切。
唐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核其出入。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言于德宗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臣按：《周礼》以太宰、司徒掌国家财用，盖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故人君有非义之取、非礼之用、不急之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则上之人平日相与亵狎私昵，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况彼小人，无深识远虑，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且人微言轻，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为君、杨炎为相无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强人意，范祖禹谓炎知为相之体，德宗知为国之务，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德宗患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财，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勿受贡献及罢宣索，从之。及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频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使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司马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乃或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有公私之异。”
臣按：德宗宣索于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礼诛求而惆怅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犹知所畏，而泌之失则是为人臣而不忠也，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点明处而尽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见听欤？如此，非徒得《大易》“纳约自牖”之意，而于所谓“无咎”、“善补过”者亦有之矣。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除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惟在浙东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苏辙曰：“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为成书，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为《元和国计录》，丁谓因之为《景德会计录》，其后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韩绛作于熙宁、苏辙作于元祐。元祐所会计者其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所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之数而周知其有无多寡，以为丰杀增减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后日之知今，以岁计定国用，实有赖于斯焉。臣愿敕掌财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额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仍查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至于今日，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要见彼时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内官若干凡支俸几何，京军若干、外军若干、边军若干凡食粮几何，其年经常之费若干，杂泛之费若干，总计其数凡有几何，运若干于两京，留若干于州郡，备若干于边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依唐人之国计、宋人之会计，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万几余暇时经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长短，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用有余矣。
五代唐庄宗同光四年，以仓储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臣按：横敛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横敛厚征之法之行，民虽怨咨愁蹙，然犹归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国储之虚、岁计之竭，天下之人哗然，谓天下不复可为而生，其泮涣离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则富室之居乡落也，平时贫民资其储蓄而赖以举贷，一旦反假借于邻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庄宗乱世之君，不得已而为此犹为非策，况国家府库未至于匮绝，而遽为此举可乎？
宋太祖以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始于讲武殿置封椿库，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国，璟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积财于内库皆非以为己私也，盖储之于内以防外之泛用，一遇有军旅、饥馑则以资之，使不至于临时厚敛以害民焉。世主尚鉴于兹，毋错认在库之物以为己物，轻取而妄用，则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后，内牵于繁文，外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征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尝相半，无全利全害之理，择其利多害少者为之斯可矣。史臣论宋人议论多于事功，切中当时之弊，宋人于一切政务皆然而于食货一事为甚。我祖宗自立国以来，凡取于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额，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纷更加减，逾百年于兹矣，其间虽不能无偏滞不举之处，然惟许其随时补救以振举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旧也。伏惟明主鉴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宪，以为子孙千万年无穷之计。
苏辙曰：“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在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苏辙虽为宋朝而言，然揆之于今事势实有类之者。盖今日为国家大费者，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是也，今日之势虽不至于宋朝之既极，然用辙之言，因其势、循其理以其渐微为之节，使见在者无损而将来者有限，则贾谊所谓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无也。此国家之大计，辙于章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于是亦云。
陈傅良曰：“唐代宗时，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岁入六百余万缗，是时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宪宗时，作《元和国计录》，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户口，而岁租赋所倚办者八道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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