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按：人心初动处便有善恶之分。然人心本善，终是善念先生，少涉于情然后方有恶念耳，是以见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见人蒙不洁者即有憎恶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实由乎其中有仁义之性，故其始初端绪发见于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随处发见，人能因其发念之始，几微才见、端绪略露即加研审体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义、此念是礼或是智，于是扩而充之，由恻隐之端而充之以为不忍人之仁，由羞恶之端而充之以为不胜用之义，与夫辞让、是非皆然，则凡所为者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矣。孟子所谓端与《大易》所谓几，皆是念虑初生之处，但《易》兼言善恶，孟子就性善处言尔。是故几在乎审，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扩而充之，知而不充则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于先，又曷以知其为善端而充之哉？此君子所以贵乎穷理也。 《通书》曰：几善恶。又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又曰：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 朱熹曰：“几者动之微，善恶之所由分也。盖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当发见，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或问几如何是动静之间？曰：“似有而未有之时，在人识之尔。” 又曰：“一念起处，万事根源，尤更紧切。” 又曰：“几有善恶之分，于此之时宜常穷察，识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穷察之久，渐见充越之大，天然有个道理开裂在这里，此几微之决善恶之分也。若于此分明，则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几是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须就这处理会。若至于发著之甚，则亦不济事矣。所以圣贤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又说‘慎其独’，都是要就这几微处理会，几微之际大是切要。” 又曰：“微动之初，是非善恶于此可见。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恶。” 又曰：“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存其善去其恶可也。” 又曰：“周子极力说个几字，尽有警发人处。近则公私、邪正，远则废兴、存亡，只于此处看破便斡转了。此是日用第一亲切工夫，精粗、隐显一时穿透，尧、舜所谓‘惟精惟一’，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献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争这些子故。周子只管说几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说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颐因《易》“几者动之微”一言而著之《通书》者为详，朱熹因周氏之言而发明之者尤为透彻。即此数说观之，则几之义无余蕴矣。至其用功之要，则惇颐所谓思，张载所谓豫，熹于《大学章句》所谓审者，尤为着力处也。诚能于其独知之地，察其端绪之微而分别之，扩充其善而遏绝其恶，则治平之本于是乎立，作圣之功于是乎在矣。 以上谨理欲之初分 ▲察事几之萌动 《易》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研犹审也）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臣按：《周易》此言虽为《易》书而发，然于人君图治之道实切要焉。盖事几之在天下无处无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间其多乃盈于万，是所以研审其几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务者，岂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谓，深就心上说，几就事上说，深在心甚玄奥，几在事半微半显。请即君身言之，人君一心渊奥静深，诚有不可测者，然其中事事皆备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发也必有其端，人君诚能于其方动未形之初，察于有无之间，审于隐显之际，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审察之力，由是以厘天下之务、御天下之人、应天下之变，审察于其先，图谋于其易，天下之务岂有难成也哉？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程颐曰：“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谄、下交不至于渎者，盖知几也，不知几则至于过而不已。交于上以恭巽，故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故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谓，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见。事已至而理之显然者，亦易见。惟事之方萌而动之微处，此最难见。噫，此知几者所以惟神明不测者能之也欤？君子交于上则不谄，所以不谄者，知谄之流弊必至于屈辱也；交于下则不渎，所以不渎者，知渎之末流必至于欺侮也。故于其初动未形之时而审之，则知上交者不可谄、下交者不可渎也。在人君者虽无上交，然人臣有谄谀之态，则于其初见之始即抑绝之，不待其著见也。至于交接臣下之际，尤当严重，稍有一毫狎渎之意，则已毅然戒绝之，是亦知几者矣。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程颐曰：“君子明哲，见事之几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坚则不惑，而明见几而动，岂俟终日也？断，别也。其判别可见矣。微与彰、柔与刚，相对者也。君子见微则知彰矣，见柔则知刚矣，知几如是，众所仰也，故曰‘万夫之望’。” 胡寅曰：“阴阳之运，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终，皆自茫忽毫厘至于不可御，故修德者矜细行，图治者忧未然，尧舜君臣反复警省，未尝不以几为戒。故折句萌则百寻之木不能成矣，忽蚁穴则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贵于见几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几，惟其知之豫也，然后能戒之于早，而不至于暴著而不可遏。苟在已者见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坚，临事而不暇致思，虽思而不能审处，故几未至也则暗昧而不知，几既见也则迟疑而不决，是以君子贵乎明哲而定静。明哲则中心无所惑，而灼有所见于善恶未分之初；定静则外物不能动，而确有所守于是非初分之际。见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见柔而知其刚，不待其坚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静，静而安，安而虑，虑而至于能得。如此则无不知之几，不俟终日而判断矣。然此非特可为万夫之望，则虽如神之圣殆亦可几也乎！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程颐曰：“天上水下相违而行，二体违戾，讼之由也。若上下相顺，讼何由兴？君子观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朱熹曰：“作事谋始，讼端绝矣。” 项安世曰：“干阳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干、坎本同气而生者也，一动之后相背而行，遂有天渊之隔。由是观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细微而不谨也，不可以亲昵而不敬也，祸乱之端，夫岂在大？曹、刘共饭，地分于匕箸之间；苏、史灭宗，忿起于笑谈之顷。谋始之诲，岂不深切着明乎？” 都洁曰：“天为三才之始，水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谋始。” 臣按：先儒谓天左旋而水东注，违行也。作事至于违行而后谋之，则无及矣。是故君子体《易》之象，凡有兴作必谋其始焉。何则？理在天地间，大中至正，无有偏枉，从之而行则上下相顺，违之而行则彼此交逆。是以君子一言之将发也，一行之将动也，一事功之将施行也，则反之于己、体之于人，揆之于心、绎之于理，顺乎逆乎？顺则徐为之，逆则亟止之，不待发于声、征于色、见于施为，以作过取愆、启争构讼而贻异时之悔，是则所谓谋始也。谋之又谋，必事于理不相悖，人与我不相妨，前与后不相衡决，上与下不相龃龉，然后作之，则所行者无违背之事矣。事无违行，则凡所云为、举错者皆合于天理、顺于人心，又安有纷纷之口语、狺狺之讼言乎？或曰，兴讼构狱，官府之事也，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彼将谁讼乎？吁！上之于下，势不同而理同，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讼于心也甚于其讼于口也，民之讼于天也甚于其讼于官也。仁智之君诚畏天谴、畏民怒，凡有兴作，恶可不谋于始乎？ 《虞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蔡沈曰：“几，微也。《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盖祸乱之几藏于细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见，及其著也则虽智者不能善其后。故圣人于几则兢业以图之，所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浅。万几者，言其几事之至多也。盖一日二日之间，事几之来且至万焉，是可一日而纵欲乎？” 臣按：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则甚细微而难见焉，是之谓几。非但祸乱有其几也，而凡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人君于其几而审之事之未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将然、事之将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于其几微之始致其审察之功，果善欤则推而大之，果恶欤则遏而绝之，则善端于是而扩充，恶念于是乎消殄，逸欲无自而生，祸乱无由而起。夫如是，吾身之不修、国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苟不先审其微，待其暴著而后致力焉，则亦无及矣。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业业，致审于万事几微之初也欤！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 蔡沈曰：“天位惟艰，一念不谨或以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谨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安之云者，顺适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也。惟几所以审其事之发，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臣按：几者动之微，动者几之著。方其静而未动也，未有几也，几既动而后事始萌，由是渐见于形象而事成焉。苟于几微之初不知所审，而欲其事为之著得其安妥，难矣！臣愚以为，惟几者又惟康之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非审于事几发动之初，曷由得哉？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 蔡沈曰：“敕，戒敕也。几，事之微也。惟时者，无时而不戒敕也。惟几者，无事而不戒敕也。盖天命无常，理乱、安危相为倚伏，今虽治定功成，礼备乐和，然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荒之所自起，毫发几微之不察则祸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按：此章帝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谨时几。时以天时言，几以人事言。无一时而不戒敕，以无一时而非天命之所寓也；无一事而不戒敕，以无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然谓之事可也，而谓之几者何哉？先儒谓，几者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动未动之际，方是之时，善恶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关兆，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审其几微，毫末方起已存戒谨之心，萌芽始茁已致防范之意，不待其滋长显露而后图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敕天命也如此，其至所以祸乱不兴而永保天命也欤。后世人主不知戒敕天命，故虽事几暴著犹不知省及，至祸机激发始思所以图之，亦末如之何矣。噫，几之一言，虞廷君臣累累言之，是诚万世人君敕天命、保至治之枢要也，惟明主留意。 《周书》：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谨其习，犹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盖习于上则智，习于下则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时，敬德则哲、则吉、则历年，不敬则愚、则凶、则短折也。” 蔡沈曰：“嗣其有功者，谓继其能敬德而历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又叹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无不在于初生习为善则善矣，自贻其哲命。为政之道，亦犹是也。” 陈栎曰：“明哲之性与生俱生，初生之时习于善则明可作哲，习于恶则靡哲不愚。哲则为天所命，愚则天不命焉。是自贻哲命，如所谓自求多福。此所谓无不在其初生时自贻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犹是也。王乃初服之时，天命之或吉或凶判于此，王德之或敬或否判于此，敬则能祈天永命，不敬则不能祈天永命。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机而疾敬德，疾之云者，欲其乘此机而速勉之，有今罔后之谓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国之端本在君立之初。盖事必有所从起之处，于所从起之处而豫为之区处，则本原正而支派顺矣。所从起之处即所谓初也，有一事即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为服行教化之初也。虽然，岂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于其所服行之始而审其所发动之几，当其端绪肇启之时豫为终竟据守之地，即其始以占其终，即其微而究其著，即其近以虑其远，即其易以图其难，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则所以自贻厥命者，于德为明哲，于事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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