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洲，号为沙。朱清者尝佣海滨，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试之良便，遂兴海运。”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唐杜甫诗），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噍，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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