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驾驭之术，则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难于知矣，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诗》作”邦“）作孚。’” 陈澔曰：“《缁衣》，郑国风，美郑武公之诗。《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诗。《大雅》，《文王》之篇。” 吕大临曰：“好贤必如《缁衣》之笃则人知上之诚好贤矣，不必爵命之数劝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恶恶必如《巷伯》之深则人知上之诚恶恶矣，不必刑罚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恶得其正而一出乎诚心，故为天下之所仪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陈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浅，故不从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从其所行。好恶出于正则彼皆从而正，好恶出于非则彼皆从而非，犹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谓民之表。” 马耇孟曰：“令者令之于民，行者行之于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从其若彼之令而从若此之行，则是上之好恶下之所取以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于君也。林林之众、蠢蠢之民无所知识，见上之所好者在此则从而趋赴之、仿效之，始虽一二而终至于千万，始虽涓滴而终至于滔天，所谓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于一念之偏私、顷刻之顺适，而不知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遂因之而成风俗，或以之而致乱亡，然则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谨哉？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 陈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恶之所在也，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为爱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爱之心，致力于行己之善，而悦其上如子从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悫曰：“民以君为心者言好恶从于君也，君以民为体者言休戚同于民也。体虽致用于外然由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虽为主于内然资乎体之所保，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 陈祥道曰：“体从心者也，民从君者也，故上临之以庄则下亦舒矣，上临之以肃则下亦敬矣。心以体率，心不在焉则视而弗见、听而弗闻，岂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谓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则下莫不仁，君好义则下莫不义，苟君不为之则民无从焉。体卫心者也，体全则心与之全，体伤则心与之伤，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民卫君者也，民归之然后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则亦不能以独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缁衣》此篇即心体相须以喻君民相资之意，以见肢体之运动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犹庶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恶也。然肢体之运动，心神固资之以为荣卫，然而运动之极至于疲废而痿痹焉，则人心之神亦因之而伤损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资之以为奉养，然而役使之过至于贫苦而怨叛焉，则人君之国亦因之而丧亡矣。所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为人上者宜常书于座右以为朝夕之儆，以比丹书之戒焉。 《春秋左氏传》：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 孔颖达曰：“所好必善，所恶必恶，在上者所好所恶不有过愆，则下民知所适归，言皆知归于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陆贽曰：“凡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上所不为而下或为之，然后可以设峻防、置明辟；若上为之而下亦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虽为季武子而发，然万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诸己然后为之，夫然则所令无不行、所禁无不止矣。苟徒知责人而不知责己，是岂《大学》絜矩之道哉？ 《论语》：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朱熹曰：“庄谓容貌端严也。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 张栻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臣按：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谓之使者是有意于殴使其民也。圣人答之以庄、孝慈及举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则之一辞，盖谓在上者能如此临之以庄而孝而慈而举善、教不能，则民自有如此感应，初非有所使亦不待于使而然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书》曰“表正万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则影正矣。先儒谓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诚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则近而群臣、远而万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盗也，非独谓货财，凡吾之所不当有者而有之皆是盗之事。康子患人盗他人所有之货物而欲弭之，圣人告之以不欲。所谓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为、义之不当为、分之不得为而恃吾之势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强劫之、恣吾之材以妄为之，皆是盗也。吾为大盗而禁小民之不为小盗，岂理也哉？所谓虽赏之不窃，乃假设之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 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张栻曰：“在上者志存于杀，则固已失长人之本矣，乌能禁止其恶乎？欲善之心纯笃发见于政教之间，则民将率从丕变，如风之所动，其孰有不从者？然则民之所以未之从者，则吾欲善之诚不笃而已。” 臣按：人君之于民，如天地之于物、父母之于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阏其生生之理而或至于伤其生。君之于民，当体天地、父母之心，庶几尽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于民，贤者则保恤之，不肖者则哀怜之，养之教之、惩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后加之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于逆天理、败人伦不加之以极刑也。康子乃欲杀无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诸己然后可以责人，吾居人之上，所谓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责下之人无道而杀之，又何以知其为无道也？圣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诸身而自尽其道也。所谓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纯粹而无恶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为则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发而兴起矣。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负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 臣按：在己者皆尽其道则在下者各以类而应之，所谓正己而物正者也。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谢良佐曰：“礼达而分定，故民易使。” 辅广曰：“上好礼则品节分明而诚意退逊，故观感于下者亦皆安己之分、听上之命而易使。” 《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恶知民之好恶，又能以民之好恶为己之好恶也。夫好其所好而与之聚之，恶其所恶而不以施焉，则上之爱下真犹父母之爱其子矣，彼民之亲其上岂不亦犹子之爱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谓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所恶者饥寒劳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则爱民之道也。虽然上下之分虽殊，好恶之情则一，民之所好恶者即吾之所好恶者也，因己之所好恶而知人之所好恶，又以民之所好恶而为己之所好恶焉，非真心于爱民而以父母斯民为心者，能若是乎？苟为不然，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独用人为然。 《诗》云：“节（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俱也）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则为天下翙矣。 朱熹曰：“《诗》，《小雅节南山》之篇。师尹，周太师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弑国亡为天下之大翙矣。” 臣按：先儒谓传引二诗以明为人上者民所共仰，则其好恶当与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则逆人心之所同而为天下之所戮矣。盖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赖以平之，民有不公赖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是谓拂人之性、逆人之情，虽其位高势重，一时无如之何，虽未必至于戮而有可戮之理。噫，为人父母者而不能尽父母之道而为天下之大戮，亦惟于好恶之公与偏而已，可不谨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朱熹曰：“张氏谓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机，盖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民，有桀、纣之君则有桀、纣之民，苟所行者桀、纣之事而求尧、舜之治，无此理也。人君行仁义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应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沦败，自古及今无不然者，是以人君为治必存仁义之心以行仁义之政。 汉章帝时，马廖上疏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与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行令乎？” 臣按：廖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是诚识治化之体、风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于成王命君陈曰“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大学》所谓“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礼记》谓“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皆此意也。盖人君一身风化之本原，而京师者又风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诚能正身齐家而不为非礼非义之事，而于京师首善之地于凡事之营为、物之创造有不合于礼、不当于义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礼义之是程，苟有违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监领之官、制造之工，不但己也。后世世主其所颁之律令格式非不严而谨也，然而能行之于暂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贵近者仿效而先犯之，然后天下从风而靡焉。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岂不信哉？ 第五伦又言于章帝曰：“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伦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是即《大学》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躬行节俭，以身示教为天下先，复立为制度、严为禁令，以戒饬夫妃嫔宗戚之属、左右侍御之臣，内而朝着、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礼逾制，则天下靡然从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责人而不责己，限疏而不限亲，禁远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则若罔闻知，而于郡县之远、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严为之法，则亦虚费文移，徒挂墙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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