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士廉随力劝诱，有不悛者亲率官吏诣门劝谕，由是一里翕然多为孝弟，兼命儒生讲论坟典，勉励后进，教化复兴。 韩愈为潮州刺史，下牒请置乡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民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自此潮人日趣文学，立祠祀之至今。 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使学者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宴飨与焉，由是风俗一变，岁得贡士甚盛。后衮卒，闽人以衮配享于学宫。 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琦为买田，封表刻石，着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臣按：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国始有之，为人子者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著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 陈襄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于正岁耆老来贺作文一篇，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昏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使门人读于庭，且谕之曰：“吾秩满即去，尔有子弟亟遣就学。”于是耆老相语感德叹嗟，翕然从之，学者兴起。 程颢为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乡村远近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孤茕残废者责之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为正其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乃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于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为满，朝廷苟责之以成效，其间必有超出伦类而能以明道之德教为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礼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礼》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颁布天下，请命有司举行，并命提学宪臣督视，有不奉行者问以违制之罪。如此则礼教兴行，而异端不待禁革自然废息。 余仲宽宰剑之顺昌，时闽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则后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剑尤甚。仲宽乃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饮之，出其文使归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东为甚，请自今有除为浙东守令者，考满上课必书云自到任之后民并无溺子者，如有不实，坐降一级。如此，则民间举子必多，户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广教化以变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义行之也难，教之本虽在于人君正身齐家以为感化之机，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遍达，人非一类而疏远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为治道之急务，则必设学校、明礼义、立条教以晓谕而引导之，使之皆囿于道义之中而为淳厚之俗，而又必择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宁告诫，使其知朝廷意向所在而其为政必以教化为先，变不美之俗以为美，化不良之人以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顺，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风士习如出一律，则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实自此而积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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