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地焉。邦国，诸侯之国也；都鄙，邦国之采邑也。自邦国、都鄙至于蛮、夷、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数则列而计之也，要则总而计之也，利则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则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则将以兴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谓掌天下之地图而隶于司马，谨之也。战国策士每言窥周室则可以按图籍争天下，汉大将军王凤亦云《太史公书》有地形厄塞，不宜在诸侯王，然则古人图志虽司徒营之，即藏之司马，秘不得见，所以弭盗而防患也。萧何入秦，独收图籍，自汉掌之司空，浸以泄露，当时如淮南诸王皆按舆地图谋变，以此知古人之虑远矣。观此说则知古人重图籍有如此者，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者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本实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尔。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程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三坟五典之说始见于此，孔安国谓此即上世帝王遗书，则是书之来也久矣。《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此书之掌于朝廷官职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书之传于学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书存于世者惟尧、舜二典，其他如九头、五龙、摄提等十纪，其说荒诞不经，其后宋毛渐所得之《三坟》则又伪妄显然，断非古昔圣神之旧典也。孔子删《书》始于尧、舜，所以为万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万世帝王为治之大经大法无出此者矣。 《史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 孔安国曰：“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朱熹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皆传先王之旧。” 臣按：万世儒道宗于孔子，天下书籍本于六经，六经者万世经典之祖也，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继天而建极阐道以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谓崇尚之者，非谓加其封号、优其祀典、复其子孙也，明六经之文使其义之不舛，正六经之义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经之道使其言之不虚，夫然斯谓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臣按：秦无道之罪十数，如坏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类，然皆一时之事也，继其后者苟一旦兴改革起废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坠绪可寻而理也，若夫《诗》《书》、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时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为飞烟、荡为寒灰，以贻千万世无穷之恨。呜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为万世之罪人欤。 《汉书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杂也）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诸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与集同）略”（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汉藏书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书至于孔子而备，历春秋战国之世，至于嬴秦而缺。汉高祖时，战争未息，文、景时谦让未遑，武帝者出，始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书之使，命校书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辑其略焉。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繇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后世人主有志于道艺而留心于载籍者，尚当以汉世诸帝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之。 臣按：汉以来遣使求书始此。夫自秦人焚书之后，书籍散亡多矣。汉兴，始收之开献书路，置写书官、兴藏书府，稍稍复集。至成帝世，又颇散失，乃遣谒者求遗书于天下。呜呼，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难于聚而易于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谨而购访之勤，安能免于丧失哉？不幸而有所丧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兴丧为念，设法招求，遣使搜采，悬赏以购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长留天地间永为世鉴，以毋贻后时之悔，岂不韪欤？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监决，如石渠故事。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臣按：此后汉书籍之始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繇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繇于民也。呜呼，书籍之在世，犹天之有日月也。天无日月，天之道废矣；世无书籍，人之事泯矣。何辜于天而往往遭焚烧之祸哉？迨夫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古书次第复出，藏之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乱，焚荡泯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晋惠之世靡有孑遗，东晋鸠聚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书目凡万五千七百四卷，齐之书目凡万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万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万七千余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臣按：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谓：“经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后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国，坟籍扫地，一厄也；王莽之末，并从焚烬，二厄也；献帝移都，西京燔荡，三厄也；晋世刘石凭陵，从而失坠，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师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隋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至，观阁斯积。”文帝纳之，使人搜讨，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臣窃以为自隋之后，唐有禄山、黄巢之乱，极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祸，极而至于至正之末，其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万事万物，祸乱之时虽或荡废，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复旧，惟所谓书籍者出于一人之心，各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虽同而其所以为言者则未必同，其间阐义理、著世变、纪事迹莫不各极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则不可复，虽复之亦非其真与全矣。是以古先圣王莫不致谨于斯，以为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爱护之，惟恐其捐失也，讲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讹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虽以偏安尚武衰乱之世，莫不知所爱重，矧重熙累洽之世、好文愿治之君哉？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玄宗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褚无量整比。寻置修书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麻纸五千番、季给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 欧阳修曰：“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呜呼，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文华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臣尝谓，天下之物虽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宝，既失之皆可复得也，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旦无焉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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