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森（tonyrichardson）把改进后的理论格式化，使之成为座标。理查森曾经参与了1966年在西班牙搜寻核弹的工作；两年后又和劳伦斯共同参与搜寻“天蝎号”潜艇，圆满完成任务；接着两人又为海岸防卫队设计寻找海上失踪人员的系统。其原理和用于搜寻“天蝎号”的一样，只是目标物换成活动的人员，不再是固定的物件。这套系统再经改进之后，专门用于追踪苏俄潜艇。过去10年来，史东博士一直都是海军搜索理论方面的主要专家。
汤米知道史东博士的研究工作，心想他的方法或许可以用来搜寻海底沉船。他们请教史东博士是否可以应用他的搜寻理论，绘制地图，标出利用声纳搜寻的地点。在证实了汤米提供的资料精确有用之后，史东告诉他：“进行这些工作的要诀在于，无论资料来源是客观或主观，对所知的一切包括不确定的因素，都必须加以量化。”其次是综合一切数据，求得目标物可能存在的地点。史东答应从“中美洲”号的最后位置，加入风势、洋流等变量，利用电脑算出可能的范围。
此时，鲍怕又提出“艾伦号”提供的座标，于是史东博士答应利用这个最后位置，推算沉船地点。
会谈结束之后，史东唯一担忧的事情，竟是汤米的经费问题。他说：“汤米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届时他无力支付我的工作酬劳，就算告他也没有用——我看他也没有什么财产。”但汤米如果能预付第一期的酬劳，史东倒也愿意把已知资料转换成为显示可能性的地图。
比利·凯利和克特·罗夫兰申请公司执照时，依规定必须申报股东姓名。股东之中不乏哥伦布市的知名人物，引起了当地《商务第一》周刊的注意，要求汤米接受访问，但汤米回绝了。于是《商务第一》就在1985年6月24日刊登《寻宝计划吸引巨商》的消息，虽然没有直接指明是“中美洲”号，但新闻内容已超出汤米愿意公开的程度。
这是汤米第一次和媒体交手。他深怕媒体会把这件事情渲染成为海盗船和藏宝图的故事，使他重蹈以前寻宝者的覆辙。他需要专人来跟媒体周旋，应付股东，并和各种专业团体沟通；他想起了老朋友巴力。1985年6月，他打电话给巴力，邀请他加入。汤米告诉巴力，他对整个计划深具信心，但不能保证结果；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但工作时间可能只要半年。当时巴力也正想换换环境，于是欣然接受。
汤米、鲍伯和巴力花了两周时间，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改写原来的说明书，使它具有提供资料的功能，但不会透露太多内容；清楚明白，但不损格调；强调科技，但不晦涩；充满信心，但不斩钉截铁；充满冒险精神，但不虚夸。总之，整个计划看来充满挑战，却不是天方夜谭。
鲍伯说：“我们让投资人相信，值得先投资少数资金，测试整个计划的可行性。这个工作才真正创造了开始行动的计划。”
他们日以继夜地修订、再修订；增加图表，精简文字，浓缩成为简单易读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他们的宣言。他们的进行步骤，他们的风险分析，也是他们的工作流程；他们称它为“蓝皮书”。至于公司名称，对内自称“回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则称“哥伦布一美国发现集团”。
汤米租了一间维多利亚式的三楼砖造房子作为办公室，巴力就住在里面。每周二晚上7点，汤米、巴力和鲍伯在餐厅开会，决定工作方针。他们戏称这是“圆桌会议”，经常过了午夜还没结束。会中，3人可以任凭想象驰骋，没有任何限制，也不必担忧会引来另外两人的挪揄或批评。
鲍伯说：“一件事情获得越多不同领域的人士赞同，就越加健全合理。”
正当他们一边做梦，一边修订计划的时候，费雪总算找到了“阿图加号”的残骸。时值1985年6月20日，距离费雪开始搜寻“阿图加号”已将近20年，也是他的长子德克淹死的10年后了。这10年间，费雪继续寻找，总算天可怜见，他的次子在水深55英尺的地方，发现了沉没的宝藏。他们捞起32团变黑的银币，900个大银块，几条小金棒，还有几百块翡翠。这些宝物聚集成堆，外面包着珊瑚，住满了龙虾。
十多年来，费雪不停地和其他的寻宝客竞争，对抗佛州当局，与国税局争辩，真是疲于奔命。加上股东的不满，3个年轻人的丧生、考古学者和环保学者的抗争、股东的控告，终于使费雪鸣金收兵，不再做这种打捞发财的美梦。
本来汤米也可以采取这种做法：找到沉船、捞起宝物、卖掉宝物、大家分红，然后寻找下一个目标。连一些股东也做过这种建议，但巴力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圆桌会议”继续开到1986年冬天。成千上万的想法经过讨论、修订、过滤，然后定案。他们预设各种失败的可能，然后设法预防或预筹应付方法，试图增加成功的机率。如此一来，执行计划时，他们只要小心谨慎，把握更多的机会就行了。
现在应该开始募集第二阶段——搜寻阶段——的140万美元，租用“西马克ia”从事搜寻工作了。就在这年夏天，有三件事情使得“中美洲”号的打捞计划更加吸引人。首先是费雪发现了“阿图加号”；其次，深海工作人员捞起印航182号班机的座舱通话记录器。这架波音747在天空中爆炸，残骸坠入6600英尺深的大西洋中；第三，鲍伯·伯拉德找到了位于深海的“泰坦尼克号”残骸。雅士比说：“汤米不停地述说的事情，好像都能实现了。这三件事对于汤米有意争取的对象，也产生了正面效应。”第一阶段的38位股东，共有32位继续投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140万美元的筹募工作，在1985年年底完成，约有100位股东加入。以前汤米他们3人只是在想象中寻找“中美洲”号；如今，他们必须付诸行动，把“中美洲”号从深海中找出来。
汤米预付史东博士1万美元，请他开始初步的资料分析。汤米邮寄了4种资料给他：鲍伯整理的那张每3小时为一时段的资料对照表；附有座标的“中美洲”号最后阶段的航线图；“中美洲”号离开哈瓦那的历史叙述，包括航程中的重大事件；从“中美洲”号失去动力开始，到“艾伦号”放弃搜救为止的每小时风力、风向分析图。
史东以前做过不少分析工作，但资料都很粗糙，必须自己剔除不一致、不合理的地方，有时还得先研究好几个星期，才能进入状态，开始工作。这一次，鲍伯几乎代他完成了这部分工作。史东说：“鲍伯好像具有历史研究的天赋，提供的资料详尽明确，使我的工作简单轻松了许多。他做得真好，让我印象深刻。”
为了了解情节变化，史东先把历史叙述仔细研读3遍，拼凑出过程的细节，再配合其他3种资料，根据“艾伦号”、“中美洲”号和“海事号”的座标，各绘1张草图。接着他把所有的资料转换成数据输入电脑，求出模式。每种模式都经过上万次的计算校正。如此求出的可能落点，分布面积还很大，所以史东又把草图区分成两平方海里的方格，计算每格所有的可能落点数目。可是这样求得的结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史东把3张草图制成透明图表，寄给汤米，让他综合研究，找出问题所在。照理这3张图表应该彼此重合，但事实不然，显示资料尚有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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