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姑娘。二十岁的姑娘就是冻死也绝对不会往腰间扎草绳。
油凌就是指这种冷得要命，滑得要命的冰凌。
我对下油凌的说法并不陌生。在老人们的讲古当中，我无数次地听说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遇上了一次，并且在这罕见的天气里，我认识了大毛。
本来，在我的生命中，油凌对于我也许只是一种天气。认识了大毛，油凌的质就起了变化。
那天的油凌是突如其来的。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天着，偶尔飘一点小雪，小雪落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我是穿着一件毛线和一件棉袄，坐手扶拖拉机来到县里的。当然头上严实地包裹了围巾，脸上戴了大口罩。在大半天的路途中，我并没有感觉到承受不了的寒冷。昨天下午开始，寒冷的感觉明显加剧。雪完全停了。西北风一阵比一阵紧，还从树梢上和墙缝中发出鬼一般的厉叫。我棉袄里的棉花好像在渐渐地被抽掉。我袖着手在院子里闲逛，发现了腊梅非同寻常的姿态，它们在枝头勃然怒放，纤细的花蕊每一根都如钢针般挺立，而平日里那淡淡的清香此刻是那么浓郁地直接扑上了人的脸。
待我回过神来，天空已经灰里透黄，缓缓下压，梧桐树顶端的乌鸦“刮氨一声逃向远方。我把手从袖笼里抽了出来，手就顿时像被谁咬了一口。今天的清晨，我是被冻醒的。我的被子里已……
[续致无尽岁月上一小节]经没有一丝热气，脚趾头冻得生生地疼。使我诧异万分一骨碌就坐了起来的还不是这冷；是我的头发，我披散在枕头上面的发丝，有几缕在我的呼吸的气息边缘，它们结了冰！头发在我睡觉的枕头上结了冰，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奇事。我连忙打开箱子，拿出了棉裤，棉背心，把自己穿得鼓鼓囊囊，连胳膊肘弯过来都要费很大的劲。穿好服，我出门一看：我的天！整个世界完全被晶莹的冰凌所包裹，无比地洁净，无比地光滑，每一根线条都是那么圆润！天哪，美极了！我的眼睛眩晕了。我眯缝着眼睛顽强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没有了，由于连日的小雪造成的泥泞肮脏的地面；没有了，台阶上残破的缺口；没有了，路边那把被遗弃的破旧椅子的断肢。不，一切都还在，熟悉的环境并没有离我远去，可一切都变得是那么完整与美丽。这不就是玉宇琼楼吗！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让我喘不过气来，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无限的崇拜和折服。这美丽之巨大之磅碍之精致之神奇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准备。我惊呆了，心里有小鸟的翅膀在欢快地扑腾。接着我又把自己滑了出去，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用我们在田野里干活时候呼唤伙伴的声音撒野地叫道：你们快出来呀——他们，许多知青，纷纷地跑了出来，一个个都疯了似的欢叫起来！
如果不是大毛的出现，我将继续沉浸在单纯的诗意的快乐之中。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毛表情极其严肃，他不胜遗憾和不胜感慨地发表评论说：湖北，湖北这个地方，过去我知道的就是：它是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的气候是如此的恶劣，冬天是这么这么的冷！
我说：你们北方的冬天不是更冷吗？
大毛说：那是外面。房子里面是不冷的。房子里面有暖气，穿一件毛就够了。哪有冷得睡不着觉的道理！
我发誓，在我二十岁的人生经历里，我是第一次确凿地听人说北方的冬天不冷，在房间里可以穿毛。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说：你吹牛。
大毛说：这还值得我吹牛吗？我们北方就是这样的。我在来到你们湖北队之前，就没有冻坏过手和脚。不信我可以带你到我们长春去看看。我们的大雪可以厚厚地覆盖整个城市，我们在玻璃窗里看雪景，漂亮极了。并且我们的夏天也没有湖北这么热。
大毛的话在我面前全都变幻成了童话般的形象。它们激起了我强烈的羡慕和嫉妒，还有更沉的一种内心隐痛。我生在湖北长在湖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湖北的气候如此恶劣。我在没有意识到它恶劣的感觉中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度过得坦然而自在。夏天有蒲扇与竹，蚊虫与疟疾。冬天的早晨，洗脸的当然是结着冰的毛巾。寒夜里，会把那只把手上雕了花饰的紫铜烘炉塞进被窝。后来，从上海买回来了热袋。下了农村之后，乡下的猫狗可以暖脚。每年的仲春时节，用生姜泡洗冻疮的项目是我生活的必然内容之一，在暖融融金灿灿的阳光下伸出冻伤的手、脚和脸，鼻子充满了太阳的香气。这也就是在我的内心深理解和崇拜太阳的理由之一。对太阳的理解和崇拜又是我把握其他很多事物的参照标准。举例说吧：东方红，太阳升，中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些歌在我二十岁之前，我一唱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激动落泪。
却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根本就不会生冻疮！
这是一种残酷的觉醒。我听见我的骨头在绽裂。在我二十岁的那年冬天，在洪湖县委招待所的食堂里，我忘了往口里扒饭。我用十分复杂的眼神望着大毛，悲愤而又忧伤地想，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大毛好像有点明白他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就转换了话题。他转换话题之后说了一些什么，现在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大毛为了让我彻底地忘却根本就不应该记忆的记忆，他提议我们也去坡上骑自行车。他打赌说他肯定不会跌跤，因为他车技非凡。我说我才不会跌跋呢。我谈不上什么车技，但是我熟悉湖北的油凌和地形。打了赌之后，很快，大毛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辆自行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跌跤了。大毛仅仅是跌跤了而已。
我却扭伤了脚踝。大毛把我扶到县委招待所医务室，鼻尖上挂着清鼻涕的医生心不在焉地给我擦了一些松节油。我的脚踝在当天晚上肿得像发面馒头。大毛只好不停地为我用松节油按摩。我们开始担心明天招生学校会来接人。
大毛用知识面很宽的神态安慰我说：这种油凌的天气，路面根本不能行车。只有等油凌化了汽车才会来。到时候你的脚早就好了。
可是，第二天上午，来接我们的大卡车咯吱咯吱开进了县委招待所的院子。卡车的轮胎上挂着防滑铁链。
武汉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我在汉口同济医院出生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我的父正在省里开会。下午散了会之后，大雪已经封锁了交通。他向省委所在地果湖附近的农民借了一头毛驴。他骑着毛驴从果湖出发。由于崭新的长江大桥被各种停滞的车辆堵得泄不通，我父就牵着毛驴坐轮渡过了江。然后又骑上毛驴穿过从前英租界哥特风格的建筑，来到同济医院看我。仅仅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片断，我就对这个城市没有了生疏感。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
大毛对武汉市的印象非常混乱，甚至有一点儿厌恶。他认为一个城市有三大城区，而且互相之间都隔着大江大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不方便哪！
我问：什么东西多不方便？
大毛想了想，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大毛总是弄不清楚汉口、武昌和汉阳的位置。他经常指鹿为马。人在汉阳，说这是武昌吧？人在汉口，说这是汉阳吧。同学们经常笑话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男人的自尊心就和小孩子一样，经常表现在很不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就是需要装出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谁能够什么都知道呢。
武汉市的街道不分东南西北，随着长江的流向分上上下下。这是大毛与武汉市达不成谅解的巨大矛盾之一。大毛说：我们的城市，中的许多城市都是方正的，道路都是有东南西北的。你看看北京，人家是首都，天安门城……
[续致无尽岁月上一小节]楼正南正北朝向，谁都好辨别。
大毛气愤得唾沫飞溅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几年之后，我去了北京，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看着长安街，重温大毛的话，觉得大毛的气愤是很有道理的。北京的道路就是非常地中规中矩。然而，我总在北京迷路。有一次去朋友家，我迷了路，路上的行人告诉我：你朝东直走，出了胡同再向北，走十来米远再往东。这明确的指向使我越听越糊涂，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北？我们在北京行路需要太阳的指引，可北京经常没有太阳。那天就是一个天，我就没有及时地吃上朋友为我准备的好饭莱。而近一些年的迷路是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现在北京的天空经常被铅灰云气遮天蔽日。
在北京遇上迷路而产生的感想我总是希望有机会告诉大毛。可是我和大毛总是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见面。这种见面总是突然得使你做不了任何有准备的事和说不了任何有准备的话。
多年之后，我经常有机会短暂地享受北方城市的冬天，主要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冬天的确是像大毛描绘的那样可以在房间穿毛，其实还可以穿衬和裙子。享受的结果是一再地加深着武汉冬天的痛苦和经常患感冒。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希望在严冬的房间里暖暖和和，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在前面我说过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张西望长安街，想告诉大毛说北京的道路的确是很有规矩，尤其是和武汉相比。我的容易迷路我想责任在我，主要是我这个人没有方向感和路线感。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包括故宫，在我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给我应有的震撼。
这让我很伤感。因为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三课就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第一课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伟大的中共产万岁，这两课都没有问题，岁月都让我慢慢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第三课是实物，它就在那儿，我看到它具形象的同时，想起的是所有对它的描绘，形容和赞扬。关键也不在于那些描绘，形容和赞扬与它有几分吻合，主要的是它没有震撼我。迷路不迷路其实足并不重要的，有没有获得震撼可就太重要了。对于一个世故的成年人来说，与之相遇没有震撼就意味着遗忘和抛弃。在故宫里头，我的失望和伤感使我悄悄地流下了眼泪。我怎么能够忍心遗忘和抛弃我童年时代的情感呢？’至于为什么不受震撼，我也说不清楚更多的道理来。我只是觉得对于一个终日与长江厮守的人，故宫的宏大没有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那方正的院子和方正的石板地，那锐角的宫墙，它们使我心里堵得慌。故宫没有随意的树和葳蕤的野草、没有，地面的颜是灰白的，酷似石灰，而石灰是一种干渴的没有生命感觉的物质。石灰的联想一经出现就烙进了我的经验里。千百次，北京居然以石灰的意象在我不经意的时刻闪现。其实我是喜欢北京的。其实我是不喜欢武汉的。这喜欢和不喜欢都能够说得出无数条理由。可由不得我的是：人实质上还是一头动物。我呆在北京的时间一长，鼻子就开始流血。我就一天到晚地喝，到寻找果吃。
我的身也好像在渐渐地变成石灰，在皲裂，木僵和干枯。于是，对于长江的想念，对于润的想念，对于流畅的想念，对于一泻千里的想念，对于无边无际的想念，对于信马由缰的想念便占据了我的整个大脑空间包括夜里的梦。我的渴望是那种波舔砥河岸的本能渴望，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无可阻拦。我想再说一遍，我是喜欢北京的，我是不喜欢武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巨大的矛盾呢？
在我二十岁的那个严酷的油凌日子里，大卡车还是来了。张司机说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怎么能够把你们丢在县里的招待所过年呢？张司机是我们医学院的司机，但是大卡车是武汉钢铁公司的。张司机必须接走被招工到武钢的知青和带走武钢的物资。我们不久就知道了所谓武钢的物资，就是洪湖某些领导赠送给武钢某些领导的土特产品，几箱洪湖的红心盐蛋，松花皮蛋，洪湖的莲藕和大青鱼，一竹筐乌王八和十几只老母。那天午饭后，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和这些散发着很大气味的年货，一块儿挤在大卡车的车厢里，由洪湖县向武汉市进发。
平时的正常时间是四个小时到达武汉。那天我们走了十个小时。大卡车在公路上慢慢地爬行，好像它装载的真的是物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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