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我们十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没有喝。张司机停了两次车，要我们下车解手。我的脚受了伤，上下车极其不方便，再加上我死活也不好意思当着一群男知青的面走到路边的树丛里去解手。我没有下车。大毛下车之后给我带回来一根从树梢上折断的冰凌，我小心翼翼地无声地把它吮吸了。未来的武钢职工黄凯旋偷了一个皮蛋吃了。其他人都没有偷。有的知青说不敢。大毛不屑。大毛很鄙视地朝黄凯旋哼了一声。我觉得我真是没有看错大毛，一个正派的青年就是饿死也不能做小偷。因为没有吃东西和喝，后来的六个小时就没有人下车解手。我们真的像要被饿死一样了。二十多个人东倒西歪，气息奄奄。对我们最严重的威胁还不是饥饿，而是寒冷。尽管卡车上有帆布车篷，我们还是被冻僵了。当难受开始的时候，我们想靠精神力量战胜困难。大毛向大家提议唱歌。
我们就唱起歌来。而且专门唱高昂铿锵的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反复唱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难受还是战胜了革命歌曲。
黄凯旋就给我们唱黄歌曲，黄歌曲倒也引得大家兴奋了一阵子。黄凯旋的黄歌曲是知青特的，是对革命歌曲加以歪曲和篡改。比如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面的歌曲，黄凯旋就这么唱：刘队长，有胆量，悄悄地摸上了韩英的(悄悄地摸进了后厅堂)。
等等。然而，最后还是寒冷和饥饿战胜了一切。在一片懒得说话的沉寂中，有一个瘦小的女知青嗯嗯地哭了起来。对于这种指向明确的哭泣，谁也无法劝慰，因为谁也没有食物和温暖给她。我也顶不住了。我主要是冻得不行。我的脚因为扭伤瘀血而血流不畅，已经整个地青紫，那寒冷的感觉是一种钻心刮骨的感觉。我咬着牙。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没有规律地晃来晃去，一如风中的芦苇。语言在这个寒冷和饥饿肆虐的车厢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大毛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大毛毅然地拿起了我的脚，下我的棉鞋，将我的一双冰疙瘩脚揣进了他穿着军大的怀里。我飞快地看了看四周的知青同伴，说：不！我想这下可糟了！这一下日后肯定会有人对我和大……
[续致无尽岁月上一小节]毛的关系议论纷纷了。我着急地再次说不。大毛对我的“不”坚决地摇了摇头。我用力抽我的脚，抽不动，我的脚被大毛用力握着。不一会儿，大家纷纷效法大毛，自动地分成两个人一对，互相把脚伸到对方怀里，其中不乏男女混合的对于。我释然了。二十岁的我那时候总是异常地谨小慎微，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对大多数人群的意志总是盲目的敬畏和服从，通俗意义上正确的东西总是能够给我以安全感。我示意大毛，要他把他的脚给我，大毛再一次地坚决摇头。然后，他把目光掉向了别的地方。
夜里十点多钟，我们的卡车进人汉口。看见汉口的密集灯光，我们欢呼起来。
大毛说：到了吗？
我告诉他：到了汉口，我们很快就要到武昌了！
但是，大卡车过长江大桥移动得非常缓慢。武汉也下了油凌。我们掀开了车篷的门，看见大桥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敲打桥面上的冰凌，还有市政的卡车在往桥面上撒盐。又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大毛的脚冻伤非常严重，冻疮开裂流出黄。后来的十几天里，他对他一双缠满了白纱布的脚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宽大的鞋可以供他使用。大毛发誓说：我将来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城市！
在大毛的脚能够穿到鞋子里面去的那一天，他就坐火车回长春了。
寒假很短暂，春节过后我们就开了学。大毛没有按时返校。春暖花开的三月中旬，大毛才姗姗而来。我和大毛同班。我已经是副班长。老师让我批评大毛，我就是迟迟不批评。我怎么能够批评大毛呢？那样的话我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后来老师就找我谈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当干部，那就太没有原则了。
我说：我又不想当干部。
消息传到大毛耳朵里，他对我说：其实你没有这个必要。你完全可以策略一点。
从那时候起，大毛就显然地比我成熟和比我有经验。后来他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面，任何事情他都理得比我们要好一些——这是同学们的评价。也就是说大毛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大多数人正在追求而追求不到的目标。开学后不久，传来全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想重新参加高考，选择自己理想的专业和大学，还有自己喜欢的城市。但是高教部有规定说是在校大学生一律不准许参加高考。然而大毛疏通了我们学校的领导关系，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北京一所理工大学录龋大毛是我们班的唯一。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大毛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是他给我们的校长搞到了一辆小轿车的指标。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大毛走了，去了他的北方，去了他的理想。我是真心为大毛高兴的。因为大毛既憎恶学医又憎恶武汉这个城市。他常常很有煽动地在男生们中间说：男不学医，女不学艺。说什么一个男人学了医就把一点男人气都学没了。所以大毛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大毛很讨女生的喜欢。他与我们班上的柳思思搞得很热火，经常在班里公开地说说笑笑。柳思思是一个长相媚的女孩子，柳叶眉，流星眼，有颗小虎牙，风风火火，疯疯癫癫，说话没有一点遮拦。班里暗中流传着她的谣言，说她是与农村的大队长睡觉得到招生指标的。柳思思从见到大毛的第一天起就公开追求大毛。大毛对柳思思极其随意。高兴起来可以搂搂她的肩，不高兴的时候就说：滚开。
而我却喜欢上了学医。喜欢在安安静静的解剖室里呆着，把人构造分析得清清楚楚，喜欢在清晨的校园树林里背诵课文。我优秀的成绩使老师和同学都对我非常看重和友好，我的学医生活如鱼得。
多年以来，我因为父母是走资派一直忍受着种种屈辱。我的屈辱在医学院才开始得到真正的抚慰。我珍惜医学院的每一天。我对柳思思的传闻不感兴趣，对大毛与她的关系不感兴趣，对班里所有的热闹都不感兴趣。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原来我以为我完蛋了，现在我发现自己居然可以摆父母的影响，再创一个新的我。在我的行为举止里，充满了对新生的自己的爱护和培养，表现得十分地用功和矜持。就像孵卵的母，小心翼翼地连挪动一下位置都不敢。
更关键的是，对于我自己下意识地做出来的这一切举动，当时我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我和大毛无从交流。我在我的世界里。大毛在大毛的世界里。我是一个好学生，班干部。大毛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坐不下来的成绩平庸的头痛生。我们不在同一种生活状态里。我们自然就无法保持在大卡车里的密。那密没有人再提起，就好像它没有发生过。
按说它应该顺利地发展成为一种健康的纯洁的友谊。至少和大毛应该是比较要好的朋友。遗憾的是我们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毛要走了，我觉得我是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我自己也有如释重负之感。
大毛的走，果然一下子又把我们的距离缩小了。
大毛悄悄地在我的课本中塞了一张纸条，约我到很远的汉阳归元寺去谈谈。我如约而至。我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走了。
归元寺是一个古寺而不是公园。青年男女在公园谈话有谈恋爱的嫌疑。而禅寺是一个互启心智的好地方。武汉市这么大，公园这么多，我不知道大毛是如何想到了归元寺的。有时候大毛表现出来的智慧令我打心眼里佩服。在归元寺的石条凳上，我们并肩坐着，中间放着书本。我们进行了一本正经的交谈。
我告诉大毛：由于他对他如何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闪烁其辞，讳莫如深，同学们一下子都与他疏离了。另外，还有嫉妒，同学们都嫉妒他，所以他应该谦虚谨慎一点。
大毛哈哈大笑了一通。大毛与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他说：我走我的路，由他们去说吧！
在我二十岁的那时候，大毛的这种话是绝大多数人还不敢说的。我觉得他太张狂又觉得他很豪迈，这又是怎样的矛盾呢？我这个人总是容易陷入矛盾之中。在交谈中，大毛仍然没有告诉我他能够取得学校许可参加高考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很是耿耿于怀。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固执地保持着我和他的距离。
大毛认真地对我说：你好好复习吧。明年，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学校同意你参加高考。你也一定会考到北京来的。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
大毛说：你笑什么？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我告诉你，北京绝对是好地方。人在那里进步得快。
中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在北京。北京才是真正的大都市。
我还是不置可否地笑了。我固执地保持着我与他的距离。
大毛元可……
[续致无尽岁月上一小节]奈何地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明白了我们有许多东西无法交流。他摸不着头绪在哪里。我也摸不着头绪在哪里。大毛只好转而说到武汉的气候。
大毛说：武汉他的气候太恶劣了！我相信你将来会有机会来北京的，我相信你还会有机会到其他许多地方的，你将会发现没有哪个城市比武汉的气候更恶劣。由于武汉恶劣的气候，武汉人的脾气也暴躁凶恶得很。你这种人与他们是相不来的，你要受欺负的。所以，你一定要趁高考的机会转移到另外的城市去。将来后悔是来不及的。工作了以后再调动工作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
我承认武汉的气候是比较差。我也不否认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离开武汉到更好的城市里去。但是我喜欢学医，喜欢我现在的学校，我不愿意挪窝。我心里觉得大毛有点爱说大话。我觉得爱说大话的人不深沉。我更喜欢深沉一些的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大毛说：一般说来，女孩子学医是比较好的。你当然可以还是考医学院。
我说：哪里的医学院不都是一样的课程吗？
我突然就厌倦了。这种车轱辘式的谈话一点没有新意。一点没有结果。我打了一个呵欠。
大毛说你是不是累了？我说是。大毛露出失望的样子。我们就不再谈话。毫无意趣地进到罗汉堂数了数罗汉。后来就坐公共汽车回校了。
我和大毛相的时间不能算长，我们在一个奇冷的冬天相遇，春天开学的时候大毛迟到了一个多月，夏季他参加了高考，夏末他就走了。大毛是坐火车走的。有一大群同学去送他。我掺杂其中。奇怪的是黄凯旋也掺杂其中，他和大毛什么时候好了呢？
我还发现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青年，穿的是武钢的工装，与大毛粗鲁地热着，揪他的耳朵撸他的头发。
真正是班上的同学倒没有几个，大家也都比较斯文。
柳思思肯定是来了的。她大胆而敏捷地攀上火车的车厢，飞快地替大毛掸着卧铺上的灰尘。在火车开动的时候，柳思思挥动着手帕，大声叫道：写信来啊！
我混在大伙中间，看见火车无形地移动了，我才感到了一种失落的恐慌。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粗黑的大毛毛虫吗？它真的开动了吗？大毛这个人就这么经过了我的身边，一去千里再难回返吗？
武汉的气候可是让我吃了大苦了。这十几年来，冬天的冷虽然没有冷过那个下油凌的日子，但是也实在是冷得太不像话了。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房屋的墙壁都是那么轻保每一个冬季，在西伯利亚强劲的寒面前，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变得像儿童的玩具那么轻飘可笑。我们需要很多的御寒服装。尤其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我惊恐地发现我们狭小的家在迅速地肿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薄到厚的毛若干件。毛裤，棉毛裤，棉裤，棉袄，羽绒袄，各类背心若干件。棉大，呢子大，驼毛大以及后来的羽绒大若干件。每张呢，下面的垫絮从三斤重的到八斤重的若干，上面盖的被子从最薄的毛巾被到三斤至八斤的棉被若干。进入九十年代，又增加了几件皮服，云丝被，鸟被，电热毯等等御寒物品。在十二月到三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一家老小在家里都穿得像太空人那么厚重严实，直着胳膊走来走去。需要出门的时候，大家才精简一下，利索地出门。武汉的户外比户内要暖和得多，樟树的树叶永远是油绿的。也许就是这种假象欺骗了人们，所以没有任何决策的人物作出在武汉安装暖气设备的决策。
我们家的所有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物。在春天的梅雨季节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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