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因为它漫长的酝酿过程使我不仅获得了对这部小说形式上的完成，更重要的是这种剥茧抽丝的思考逐步拓宽着我对小说观念以及对文学的理解。对于文学来说，人才是根本。是个生命那独特的触须探索了时代和世界，时代和世界才因此而彩斑斓；小说这才有可能成为历史，哲学和其它门类的科学不可替代的物质。
程永新：你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一种俗物。这个观点在网上还形成了一种很激烈的争论，而且后来有些以讹传讹。鉴于你的小说里浓重的生活气息，市井人物形象出没于你的小说当中，你介意别人说你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作家吗？
池莉：你的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回答吗？在前面的谈话中，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写作视点以及对于小说的理解等等。“俗”这个字在中文字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有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粮食岂不是一个美好世界？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保障，这是合理的人，是有效管制人类的自私本和动物的最基本条件，是构建宏大辉煌的社会系的最基本起点，也是将贫困庸碌混乱的小农生活提升到健康向上有序的市民生活的最起码前提。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正是地表以下那厚实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地表以上建筑的活力输入。上层建筑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良知以及创造力因为干瘪的血管无力输送而被阻隔在整个民族的下肢部分，所以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迟缓和疲软，所以我们改革是那么艰难和混乱。我们在1949年打倒剥削阶级不是为了贫穷而是为了提升整个草根阶级，可是我们的目的与现实弄拧了，直到政治家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开始扭转。那么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最真实的普通市民，是我们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正是他们在恶劣的历史环境里顽强地坚持了对于生活的热情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因此，我当然认为文学的因素在他们这里，几千年以来就在他们这里，今天依然在他们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中建立以来，亿万人民地位同等，生活同等，思想方式同等，没有谁能够逃逸，当然也包括了文化人。是的，我们卑微，我们像蚂蚁，我们像葵花──必须统一地朝着太阳转动。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小市民普通一兵？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你以为你是谁？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我的一个表，工人家庭出身，家大口阔，住房拥挤，日子过得很是寒酸；后来他读了书，读了博，有了不错的工作，他就说现在他已经拥有两居室的住房了，可以经常在书房读书了，所以他就决不再是小市民了。苍天在上，可怜可怜……
[续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上一小节]我中华民族吧。有了巴掌大的住房就不是小市民了，多么无知啊！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文化人竟然还如此浅薄，如此缺乏人本意识，满脑袋瓜子封建等级观念，我只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也难怪顾城偏激地说中的知识分子在1911以前就已经死绝；也难怪大家闺秀张爱玲要那么固执地申明自己是一个俗人；也难怪鲁迅先生寂寞悲哀地说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些先士前贤的预感是对的，悲哀寂寞得没有错，因为生在1949年之后的文人居然敢比鲁迅先生的自我感觉都好。现实真让我慾哭无泪！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中的一句话：我涕泪横飞的中啊！我只能借用朱先生这句话了。
而我自己，我当然不会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说我是世俗的作家，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的胎记，皮肤和头发的颜以及自己生存的历史环境，不会否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哪怕我住上了六居室呢──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程永新：有人认为，你的小说畅销，其中有非文学的因素。你对此有何看法？
池莉：对这种说法，我更无所谓了。
程永新：影视使你的影响超越了文学的圈子，但是你以前似乎一直是采用卖改编权的方式给影视改编提供小说的基础，而并不自进行改编或创作。最近你似乎有所改变，开始介入了文学改编与剧本创作，《口红》就是一部剧本。现在很多知名作家都已经“触电”，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做？
池莉：看来你把情况弄错了。《口红》这个剧本写得很早，早在《来来往往》小说被改编之前。因为小说家杨争光给人家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很长时间没有拍戏，他觉得白拿人家的薪不好意思，所以要我帮帮他，给弄个电视剧本。他们首先是友情出击，热情万丈请我去西安玩。我没有去过西安，想去看看那些古古怪怪的文物，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后，玩了之后，出现了写剧本的问题。我心软，便应承了。不过剧本出手之后，再也没有参与。过了两年，突然说片子拍好了，剧本也大改了。这时候我已经无所谓，我在写小说，几乎忘记那个剧本了。我也绝对不想再写剧本，连自己的小说改编都绝对不参与。毕竟我对中影视就跟对中男足一样失望。毕竟中也只有一个狡猾的杨争光和憨厚的杨争光──他怎么能够指望一个不爱戏的人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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