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种危机较一九一四年更为迫切，形势更为严重；因为在当时仅有各帝国主义的对立，现在除此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对立。这便是欧洲发狂似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之所由来。
简单说一句，法西斯的风行和备战的狂热，这是欧洲最近的实际的情势，而这两个宝贝却是日暮途穷中的资本主义的一对孪生子。而我们如再根究这种趋势的来源，又可知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
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要办到这一层，生产工具必须社会化，即必须为社会所公有——这是上面所谓“两条路”中的第二条路。
现在的欧洲——也许可说是世界——便在这两条路的斗争中。这斗争中的最后的胜利谁属，要看谁能根本解决上面所提出的“不相容”的问题。
诚然，在欧洲还有一部分人梦想走第三条路，就是在不改造社会组织的现状下，说得切实些，就是仍然纵任生产工具归私人所有，而实行“计划的资本主义”（planned capitalism）在这班人也许只愿美其名曰“计划经济”——而避免社会的革命和法西斯的招牌。其实这是梦想，因为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只有能根本解放生产力的路才走得通；“计划的资本主义”要挣扎存在，不但不能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出于束缚生产力，无意中已加入了第一条路。所以我以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大势，只在两条路的斗争中。第一条路也许因大多数人在意识上或力量上还未有充分的准备，得使没落的旧社会多苟延残喘几时，但最后的胜利必在能根本解放生产力的方面，这是决然无疑的。
以上是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管见。其次要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于我们尤其切身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
我们的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这个事实，想来谁都不能否认的。所以我们的出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也是无疑义的。但是如果上面对于世界大势的分析不是错误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的特殊注意。第一点是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在那里？这似乎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和世界大势无关，其实不然。中国是世界中的一环：中国自己说不到帝国主义，但有帝国主义在中国；因此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
第二点是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一方面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剥削固然要愈益加厉，一方面也是有斗争决心和勇气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所可利用的机会。当然，这民族如一味的投降，退让，反而可使帝国主义将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抢夺的赃物，用来维持它的残局；反过来，如这民族能积极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得高枕而卧，无法麻醉本国的大众，由此促进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崩溃，不但获得民族自身的解放，同时也是有功于全人类福利的增进：这是我们对于民族的责任，同时也是对于世界的责任。我们看清了世界的大势，分清了敌和友，应该要把这两种责任担当起来！
（韬奋记于伦敦。一九三五，四，二五，夜十二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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