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去年（一九三三）七月十四日由上海动身出国，说来凑巧，恰在今年七月十四日又由伦敦动身赴俄。由上海赴欧，比较地是个长期旅行，乘意轮算是最快的了，也要二十三天；在欧洲由这国到那国，只须几小时的火车路程，原很简便，但由伦敦乘俄轮渡北海而到列宁格拉，却须整整五天的海程，所以在欧洲看来，也可算是较长的旅行了。而我在这两次的动身日期，无意中都恰在“七月十四日”。
往欧洲其他各国旅行，在准备行装方面，心理上大概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旅客生活总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打算到俄国去，便多少不免引起新奇的心理，所以在动身以前，遇着曾经去过俄国的朋友，总喜欢探问准备行装方面有什么特须注意的事情。当时有一位中国朋友刚在几个月前由俄国回到伦敦，据说在俄国对于穿衣服是很不讲究的，穿好的反而被人看作布尔乔亚，反而被人看不起；我听后便只带了几套西装里面最“蹩脚”的两套。还有一位英国朋友是在大学里当讲师的，两年前也到过俄国旅行，听说我将往俄国去，很仔细地开了一张单子给我，列举着许多要提防的事项，例如开了好几样药品，有的是治疟疾的，有的是治虎列拉的，有的是治胃病的等等，并叮嘱在动身前须打好防疫针，尤其是防虎列拉的针，据说俄国水多不清洁，非开水不可喝，“沙拉得”（Salad即西菜中常有的生的青菜）以少吃为妙，此外要带的是草纸（即上厕所用的）和“却可立”糖，据说这两样东西在俄国都是不易得到的，还有是胰皂，也很重要，不可不带。这位朋友是很诚意地这样地下警告，我却觉得这样简直好像准备到南菲洲去旅行似的！我因为行期已迫，来不及打什么防疫针，只带了一两样药品，两小捆草纸（外国草纸是雪白洁净的）；我自己虽不是像西洋人——尤其是妇女们——那样喜欢却可立糖，但是听说在俄国这东西看得很重，也带了三盒，准备送给俄国朋友。可是依后来的实际经验，除所带的却可立糖确为俄国朋友所啧啧称羡外（其实俄国也已有，不过还不及西欧的好吃），其余都是出于过虑的；但这却不是朋友们撒谎，只足以表见苏联的情形是日新月异，时时在进步的路上向前奔跑着。关于这一点，以后还有机会谈到。
且说在今年七月十四日那天的下午一点钟，友人孟云峤君陪我上船，船名西比尔（Sibir）。我们上船的时候，已看见三五成群的男女搭客在船上闲谈着（搭客中的中国人就只记者一个），孟君笑着说：“这些都是‘Comrade’（‘同志’）啊！”（其实后来知道这些旅客里面很少是党员，而且有几个还是十足道地的反动分子，虽则大多数是同情者，详情见后。）我看见这次旅客里面有许多男女青年——活泼愉快的男女青年——我们虽还不相识，但彼此相遇，多微笑点头，他们或她们的和蔼亲热的态度似乎常溢于眉宇间。我想这无他故，我们同道去的目的地是正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国家，这班男女青年跑到那里去，至少都具有观察研究的好奇心理，就这一点说，同情心当然要比较地丰富了。依我看去，不但在这些旅客间有这样的“空气”，就是船上那些穿着蓝布制服的水手，和穿着黑丝罩衫的女侍者们，帮我们拿衣箱的拿衣箱（水手），引导我们看舱位的引导者（女侍者），都欣欣然满面笑容，好像有了什么喜事似的。
我们大多数坐的是三等舱，在船身前半的下一层，当中是餐室，餐室的周围都是房间，房间里大多数有四个铺位，少数有六个或八个铺位（房间较大），还有更少的房间只有两个铺位，专备搭客用的。各床铺上有软垫，有白色被单及绒毯，餐室内有白色桌布，有鲜花，收拾得很清洁，但是因为在下一层，空气究竟差些，尤其是在卧室里面，因为只有船旁的一个圆窗洞。可是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在别国的轮船上所未见的，那便是三等舱的搭客都可用船上的任何层的甲板，都可在头二等舱的音乐室，吸烟室等处看书，谈话，舒散。换句话说，这几个好地方虽靠近头二等舱，却是各等搭客所共用的；坐三等舱的搭客在船上一样地通行无阻，不像在别国的轮船上，三等搭客不许到头二等舱里去。
也许还未能做到真正理想的平等吧，这里究竟还分成什么头等二等三等，虽然他们在名义上把二等称为“旅客舱”（“Tourist Class”），把三等称为“特别舱”（“Special Class”），所以我将箱子放在自己卧室里之后，和孟君一同回到甲板上，不谋而合地同声脱口而出地说道：“我们去看看布尔乔亚的舱位怎样！”不但我们俩，随着我们同走，嘴上也在那里说要看看布尔乔亚舱位的，还有两三个女青年搭客。我们相视而笑，一同登上楼梯，踏上更高一层的甲板，向“布尔乔亚”的舱里跑。
所谓“布尔乔亚”的舱位，指的当然是头二等。它们都在船身的中部。头等在这中部的两旁，每房里有两个铺位（不是像三等那样叠起来的），二等在这两排的中间，和两旁头等舱隔开的是两个甬道，二等每房虽也是两个叠起的四个铺位，设备却比三等舱来得讲究些。头等最大的优点是有靠近船旁的长方形的玻璃窗，窗外便是船旁像行人道的甲板，这在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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