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上的生活，还有两个会可以谈谈：一个是讨论会，一个是同乐会。
自从七月十六日起，每日下午茶点后，有两小时的讨论会。第一日先由旅伴塞尔逊博士（Dr. Howard Selsam）演讲“法西斯”的内容，继由大家参加讨论。塞尔逊是在纽约附近的卜鲁克林大学（Brooklyn）任讲师，年才三十几岁。他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学识湛深，慨爽坦白。他是我这次在船上最相得的朋友之一，我们一谈往往就两三小时，不觉得时间过得那样快。他第一天在这讨论会里根据社会主义者的眼光，对资本帝国主义用作最后挣扎的工具的“法西斯”，作客观的分析研究。第二天下午继续讨论，并由旅伴中熟悉各国“法西斯”真相者，作相当的报告。我也被主席再三约请讲些关于中国的情形。法西斯既是资本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工具，中国显然地因受各帝国主义的重重束缚，民族资本主义无从抬头，有的只是各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吮血敲髓的帝国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究竟要藉这“工具”来“挣扎”些什么？究竟为谁“挣扎”？稍稍思考，未有不哑然失笑的。我在这讨论会里，特提出法西斯所需要的几个基本条件，对中国是否具备有这些条件，作客观的分析研究。
我此次演讲，在“一群孩子们”里面获得更多的好友，但同时却“出乎意表之外”的引起一个小小的波折。原来在头等舱搭客里面有一个是英国的移民局官吏（Immigration officer），在例假期中也往苏联去看热闹的，但同时却仍不忘却他的“爪牙”的重要任务。像我这样来自受尽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蹂躏的民族的一分子，对于这个制度当然没有好话，不料在演讲时，这个“爪牙”也夹在听众中旁听，认为中国人而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这是无疑地一个“危险分子”，乘我不备，把他随带的照相机替我拍了进去。我当时对此事一点都不知道，直到晚饭后，塞尔逊和美国全国学生同盟的领袖戈登特来找我，邀我到一个没有别人在内的房间里谈话，他们那样慎重的态度和严肃的面孔，最初倒使我摸不着头脑。后来经他们说明之后，才恍然。他们并说为着此事，曾邀集几个负责的人和船长共同开会商量，因为他们恐怕经这“爪牙”对英国警署报告之后，我也许不能再回英国；他们决定的办法是等船到了列宁格拉，由船长报告海关，把这个“爪牙”的摄影底片没收，船长已允照办，此外则不把我的全部名字让“爪牙”知道，叮嘱我自己也留意。后来这“爪牙”的摄影底片当然被没收，“一群孩子们”也很热诚地替我的全部名字严守秘密，我回英国上岸时并未发生什么障碍。我对此事留下了两个印象：一个是帝国主义爪牙使用嗅觉的无微不至；一个是“一群孩子们”的热烈诚挚的友谊——以共鸣的思想作出发点的热烈诚挚的友谊。
有一天在这讨论会里讲到美国的革命问题，在这问题里又提起美国的黑人解放问题。参加研究的有不少美国的青年；他们里面有好些人报告黑人在美国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及因种族成见而遭受的种种苦楚。他们并提起美国南方的资本家利用种种方法煽动“可怜白”（他们称为“Poor white”，即白种工人）和“可怜黑”（他们称为“Poor black”，即黑种工人）间的仇恨；故意歪曲事实，把“可怜白”的失业恐慌归咎于“可怜黑”的存在和竞争，又减削“可怜黑”的工资以恫吓“可怜白”对于改善待遇的要求。（因可用低贱工资的“黑”来取“白”而代之。）资本家心目中的唯一目的物是利润；他们便利用“可怜白”和“可怜黑”间的恶感的煽动，打散他们（工人）的团结，从中尽量剥削榨取，藉以增加利润的获得。所以大多数的结论是：要根本解决美国的黑人问题，须和美国的社会革命问题连同解决；在社会革命的成功里求得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真“出乎意表之外的”的，在搭客中有一个来自美国的黑种教授——在美国南方一个专为黑人而设的黑大学里的黑教授——名叫奈逊博士（Dr. Nathan）者，起来替资本社会制度辩护，说在美的黑人并未受如许苦楚，对于现在的地位已满意，白人的种族成见乃天生的，和经济制度无关！被大家驳得体无完肤，他还要强辩，认为要解决黑人问题，只须让黑人和黑人在一起，不要和其他民族混在一处，让他们自主，成一独立国，便行了。大家问他在现制度下有什么方法“成一独立国”，他又“顾左右而言他”！
有革命性的白种青年替“可怜黑”鸣不平，而黑种人中的“黑博士”却觉得不在乎！这似乎很可怪，其实也不足怪。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黑人，能被允许做博士，做教授，生活阔绰（这位“黑博士”衣服穿得很讲究，挥金如土），非装满着一脑袋的奴化教育，养成了十足道地的奴性，那够资格？他虽还不免“一团漆黑”，实际上已脱离了他所属的民族的大众，做了帝国主义的狗爪子！
我们除了兴趣浓厚的讨论会外，还于十七日的夜里开了一个兴趣浓厚的同乐会。这同乐会在一个大甲板上举行，真可称“同乐”！（也许有几个“死硬派”看不惯，但谁去睬他！）除我们“一群孩子们”当然一团高兴地参加外，水手和女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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