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读了蒋义海同志关于小说《寻找》的评论文章《救救青年，愈合伤口》，对于他的观点，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写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参加争鸣，并求教于蒋义海同志。
短篇小说《寻找》叙述了一个青年人的思想上的苦闷与思索，文字朴素、生动、流畅，人物形象有一定的真实感，提出了一些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某些结论值得商榷。
一个女孩子，象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经历了十年的劫难与动乱，对过去所追求的目标产生了怀疑，而新的目标又不十分明确的时候，思想上便有了一种茫然空虚的感觉。怀着这种感情，作者便通过主人公去寻找，寻找一种思想上的出路，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可是蒋义海同志却把作者的意图完全歪曲了。小说中的主人公小亮，明明是作者的爱之所钟，是作者为人们树立的一个青年楷模，却被蒋同志曲解成了“厌倦政治”，“只要爱克斯，不问马克思”的青年，需要“循循善诱，加以指导，医治他们的伤口，救救他们”。小亮心上理想的情人乔晓阳，一个红卫兵头头，反“四人帮”坐过牢，又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在蒋同志笔下，却成了“带有极大的盲目”，“开始害人，后来害己”的青年，需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界限，愈合伤口”。而小娅与七八个大学生，则更是“无大志，鼠目寸光，不学无术、成了混世虫”，“沉溺于情慾、享乐、小我的旋涡中”。更需要“伸出拯救的手，拉他们上来”。你看，作品中所有的年青人，都需要拯救。这固然是一付“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却未免有“无的放矢”之嫌。到底是今天的年轻人已经糟糕到不可救葯的地步，还是蒋义海同志估计和判断的错误，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明确的。
生活是多采多姿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他们不是一些观念的集合物。我感到小亮、小娅等人物是不幸的，因为她们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却被粗暴地贴上了各种观念的标签；被强行放在一个需要“拯救”的地位，去接受某某人的“拯救”……
这些年青人必需被“拯救”的最大理由，也是必须兴师问罪的最大罪状就是：“穿喇叭裤，留长发，哼圆舞曲，跳小步舞，陶醉于吃喝玩乐，出外郊游，寻找个人乐趣……”等等。
随着时代的演变，人类的服装，发型的式样同样也在变化着。假如我们现在还穿着表示“汉官威仪”的宽袖长袍，假如几十年以后的人仍然穿着我们今天的中山装、解放装，那倒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今天，我们早晨起来，穿起了西装裤，梳一梳西装头，一定觉得十分自然，可是如果我们带着这个西装头与西装裤回到一百年前去，大概少不了一顿痛打，甚至会掉了脑袋。
喇叭裤，长头发，彩鲜艳的服也正是随着时代演变的一种变化，假如你看不惯，也用不着非难它们。如果它们是美的，那么迟早要被人们所接受，假如它们是丑的，自然会被历史所淘汰。的确，在社会上，有一些年轻人爱穿着喇叭裤，留着胡子，蓄着长发，显得俗不可耐。但是这并不是喇叭裤与发型的罪过，俗气的人无论穿什么服都俗气。为什么喇叭裤穿在外人身上，小胡子蓄在斯大林、鲁迅的上就显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眼呢？因为凡是一种装饰物，都能使雅的更雅，俗的更俗。即使是俗气的东西吧，也用不着责备与攻击它们。一件艺术品，应要雅俗共赏，那么，在一个社会里，为什么不能雅俗共存呢？
人毕竟是人，他不是低级动物，不是生产工具，除了工作之外，他还需要休息，还要有家庭生活，娱乐活动，还要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只要不影响社会与他人的利益，那么这些兴趣与爱好就应当受到尊重。列宁爱好打猎，毛主席喜欢游泳，陈毅有下棋的兴趣，这些兴趣与爱好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不能在节假日里，穿上漂亮的服，带上可口的食物与录音机，去郊游，去爬山，去跳舞呢？《寻找》中有一个细节，描写踏着舞步的愉快的大学生与身旁冷眼相看的农村孩子的对比，这个对比十分鲜明，真有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味道。但这不是青年人的罪过，也不能因为农村孩子的存在而去责备跳舞的年轻人。这是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正是我们建设“四化”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城市不能因为农村的落后而停止发展，年轻人也不能因为社会的贫困而取消生活中的音乐与舞蹈。
生活是复杂的，也是丰富多彩、五光十的。如果有的人一定要把它们装在以观念为边长的四四方方的框框里，当这个规规矩矩的框框容纳不了那么丰富的生活时，便立刻起一柄道德的板斧去砍掉那“多余”的部分。于是，音乐被砍掉了，舞蹈被砍掉了，吃喝玩乐被砍掉了，郊游旅行被砍掉了，……总之，一切属于个人的乐趣统统被砍掉了，留在框框里的是被肢解了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彩，没有欢笑，没有希望，没有痛苦……没有任何生命，只有一个金光闪闪的概念。
写到这里，我想请问一下蒋义海同志，在您的头脑中，难道除了一个美好的概念之外，就干净得什么也没有了吗？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