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尝到了闲居的苦味。
从农村调回城市，我一直在家里等分配。
在乡下的风尘里滚了十年，城市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
父上班去了，上学去了，我一人在家无聊地翻着新到的杂志，但很快就坐不住了。我又胡乱地翻了一阵抽屉，然后在空空的五间屋子里转了一回，最后站到窗口。
从这三楼的窗口，一直可以眺望到远的紫金山，那巍峨的山在春天的阳光下，呈现出生命力的绿。就是在这顶上曾经飘扬过我们少先队“星星火炬”的旗帜，……
最近我总爱在逝去的岁月里徜徉，寻找童年给我留下的梦一样美好的记忆。这也许是对目前这种孤独寂寞和充满着等待的生活的一种逃遁。
楼上的收音机响了，女声独唱——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
大概是一种女子的本能吧，我来到镜子跟前。我看着镜子里的我：眼睛很大，但周围却刻着令人沮丧的鱼尾纹。青春的红晕仿佛永远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黧黑的颜。不带一点卷曲，垂直搭在两鬓的短发也很不入时了，我自欺欺人地扭过头，但目光却触到了头柜上的大照片。她那俊秀美的脸上漾着甜甜的微笑，卷曲的刘海，卷曲的辫梢，这是一九七八年女大学生最时兴的发型。
窗外的歌声更响了：“看我长得多漂亮，谁能说我不漂亮？……”
我关上窗户，有点黯然神伤。
爸爸对我说过：“小亮，你已经快三十岁的人了，总该有个生活的归宿了。”
我懂得这话的全部含意，不过我一点也不想主动行动，我最近曾读到一篇小说，是写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女知识青年，怎样在情场上到碰壁的故事。我为那个女主人公的遭遇而愤愤不平，但联想到自己，又不寒而栗。
十年前，我也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女，可是那时，我却为自己容貌而羞愧，因为我周围那些农村姑娘都是脸黑红，身材粗壮，我认为这是劳动者的美，而自己的白皙、苗条则是养尊优的象征。于是我三伏天下田，也不戴草帽，袖、裤管也卷得高高的。很快，田野的阳光和风土彻底改变了我的模样。
现在是后悔的时候了吗？我不愿肯定。
也许现在进入了轮到我——小娅她们神气的时代了。她们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小娅是大学外语系的走读生，她已经能说流利的英语，据说还是标准的“bbc”音。
是不该对嫉妒的，我暗暗告诫自己。
父不止一次地嘀咕，家里少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你看，电灯的保险丝断了，也要打电话给行政；液化气瓶空了，总要请邻居小伙子帮忙。父是有着四十五年龄的老员，但毕竟也是该做外公的老年人了。
晚上，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围在一起，谈谈报纸上的新闻；看看电视播放的新片子，这种温暖的家庭气氛，是我过去在乡下，带着浑身汗酸味，倒在吱吱嘎嘎的竹上，带着一种渴望的心情怀念的。我曾幻想过那参加到我们家庭组织中来的小伙子，甚至还幻想过家里将增添一个聪明而淘气的小男孩，他用蜡笔在墙上画谁也没见过的动物；挥着玩具手枪“袭击”他的外公……，女孩子（也许我不应该这样称呼自己）总爱在自己的脑海里编织这些生活的美梦。
可是我并不是那种感情澎湃的女子，也说我对生活太冷静，缺乏热情。也许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喜欢以纯理的态度思索自己身边的生活，回南京一个多月，开始我沉溺在喜悦和恬适之中，但现在一想，我又觉得生活中少些什么，自己也好象整日里寻寻觅觅，然而究竟在寻找什么，我也茫茫然说不清楚。
不过我很难肯定，我是在寻找父所说的生活的归宿；在寻找我自己编织的那些美梦。
我不想结婚，不是不愿意结婚。
我活到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恋爱过。不过我的心里并非从来没有男子。就象世界名画都收藏在鲁佛尔艺术宫一样，我心灵世界最神圣的地方，也有一个男子。
他名字叫乔晓阳，是一个烈士的遗孤。文化大革命中是我们红卫兵的领袖。队落户，我们在一个大队。后来他参了军，但不久就被做为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我对他的感情是纯真而专注的，但是我不承认我对他的感情等于世俗的那种爱情，那种爱情是自私的、不牢靠的。
我一想到他，就激动起来，他现在出狱了吗？在南京吗？我为什么不去找找他呢？
闹钟响了，是做晚饭的时候了，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拨闹钟也是小娅想起来的花样。因为我有两次看书，忘记了烧饭，所以她每次上学之前，总要把闹钟拨好。
闹钟是响了一会儿，可我还是懒得动。也许是造物主把我身内的染排得不够精确，使我天生就缺少一种女子的气质。比如做针线，不出三分钟，我就戳破手指；再比如烧菜，只要样数一多，我就会把厨房搞得一塌糊涂。不过烧烧日常饭菜，我还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现在因为我在家，爸爸和能回家吃上现成饭，他们已经很满意了。
我终于决定，明天出去找找老同学，打听打听乔晓阳的下落。
带着决断后的轻松，我理好书桌上乱七八糟的书，向厨房走去。
我出门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