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威及于西陲，以汉唐两代为最盛；唐代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李唐声威之煊赫，于是可见也。贞观以来，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诸国人流寓长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于长安，此辈盖预有力焉。桑原博士一文，于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曾约略道及，而未能尽，兹谨略事摭拾：以载籍所述泛及西域人士者记之于首，其国籍姓名彰彰可考者次叙于后。
中国史上西域人入居中国首都当以北魏一代为最多，其时流寓洛阳者，“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附化之民万有余家”，此万余家盖括四裔而言。然观于后来西域人入籍洛阳之多，可知其中西域人之成分，盖亦不少也。长安自周秦以来历为国都，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俱为对外之中心。西域人之留居其间，虽不能比于元魏时之洛阳，却亦不鲜，观于康僧渊生于长安可见一斑。至唐而西域人流寓长安者日多，按之载籍以及最近出土诸墓志，一一可考也。
李唐氏族，据最近各家考证，出于蕃姓，似有可信。有国以后一切建置，大率袭取周隋之旧，而渗以外来之成分，如两京规画，即其一端。因其出身异族，声威及于葱岭以西，虽奄有中原，对于西域文明，亦复兼收并蓄。贞观初（公元六三一年），突厥既平，从温彦博议，迁突厥于朔方，降人入居长安者乃近万家；此或可视为唐代对于外族“怀柔”之一端。唐京兆府户口，在天宝初仅三十余万户，贞观时当不及此，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矣。因此辈流人之多，至于宪宗之际，长安少年，耳濡目染，变本加厉，无怪乎东城老父为之慨叹不已也。
天宝末，安史之乱，两京沦陷，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元帅广平王乃帅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众，收复两京。其后安史之平得力于此辈者不少，而回纥叶护太子亲将兵四千余众助讨叛逆，厥功尤伟。肃代之际，回鹘使者至长安，遂骄慢不可一世，常擅出坊市，掠人子女，白昼杀人，入狱劫囚，而莫敢谁何。代宗以后，回鹘麇聚长安者常至千人，华服营利，为公私害。德宗即位，遂将留寓长安之回鹘人全部遣回，而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鹘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之惨剧。按天宝以后，回鹘既代突厥而雄长朔漠，部族中遂杂有不少之西域人成分。代宗世常冒回鹘之名杂居长安之九姓胡，当即回鹘部族，桑原氏以为此辈九姓胡人应是昭武九姓苗裔。据《李文饶集》记在京回鹘译语人，屡及石姓译人，谓为“皆是回鹘种类”；西域石国人来中国，俱称石姓，此辈当是石国人之臣于回鹘者；桑原氏以九姓胡人为昭武九姓，其说可信也。关于回鹘石姓译人，别见于后，兹不赘述。至于回鹘人之在长安，并不因振武一戮而遂绝：《李文饶集》所记译语人诸事，俱在会昌初年；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和蕃大和公主以回鹘王崩国乱归唐，至长安，随从中即有回鹘人，日本僧圆仁留学长安，盖亲见之。穆宗长庆五年（公元八二五年），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亦因其子贷在京回鹘钱不偿，为回鹘所诉，遂遭贬斥为宣州别驾（参看后论《西市胡店与胡姬》一节）；凡此皆可见德宗以后回鹘人仍时往来长安之概也。
唐自太宗以后，吐蕃势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际，西域四镇沦陷，河陇一带遂没于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中国与西域之交通，因四镇陷蕃而中断，于是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遂流寓其间，仰给于鸿胪礼宾。桑原氏文指出《通鉴德宗纪》，记当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检括之余，有田宅者鸿胪停给，凡得四千人，此辈俱留不归，此亦一惊人之数字也。至于胡客之娶汉女为妻，并不始于德宗时，《唐会要》云：
“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洛阳出土唐墓志中汉女适西域人者亦往往有之。验之《会要》之文，似乎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只不得将还蕃国耳。
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大致不出四类：魏周以来入居中夏，华化虽久，其族姓犹皎然可寻者，一也。西域商胡逐利东来，二也。异教僧侣传道中土，三也。唐时异族畏威，多遣子侄为质于唐，入充侍卫，因而久居长安，如新罗质子金允夫入朝充质，留长安至二十六年之久，即其一例；此中并有即留长安入籍为民者，四也。兹谨综合所知，分国叙述如次：先及葱岭以东于阗、龟兹、疏勒诸国，然后推及中亚、西亚，如昭武九姓以及波斯诸国。观于此辈，而后西域文明流行长安，其性质之复杂，亦可概见矣。
于阗尉迟氏于阗王室，相传在唐以前即属Vijaya一族。据斯坦因（M.A.Stein）及StenKonow诸人研究，西藏文献中之Vijaya即Saka语中之Vi，中国史籍中之于阗王室尉迟氏即Vi一辞之译音。于阗国人入居中国，遂俱氏尉迟。至于唐代流寓长安之尉迟氏诸人，渊源所自，大别有三：一为出于久已华化之后魏尉迟部一族；一为隋唐之际因充质子而入华者；其一则族系来历俱不明者。今分举如次：
唐代住居长安久已华化之尉迟氏，自以尉迟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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