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骞凿空以后，陆路方面，敦煌一隅绾毂中西之交通；海路通西域则率取道徐闻、合浦。广州之成为中西交通要地，当在汉末以后；中国之政治中心既形分裂，孙权建国江南，从事经营海上，乃有康泰、朱应宣化海南诸国之举。自是以后，广州遂为中西海上交通之重镇，六朝时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其富庶可想矣。唐代广州犹为中西海上交通之唯一要地。泉州、明州、澉浦兴于唐末以及北宋，华亭、太仓之兴则又为元明以后之事。
唐代商胡大率麇聚于广州。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是以黄巢攻陷广州，犹太教、火祆教以及伊斯兰教、景教等异国教徒死者至十二万人。唐代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故《太平广记》中屡及洪州之波斯胡人。至洪州后，或则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则东趣仙霞，过岭循钱塘江而东以转入今日之江苏。大江道远，风涛险恶，因是南下或北上者多取钱塘一道；不惟富春江上风景清幽，足供留连，旅途实亦较大江为平安也。至江苏后则集于扬州，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是以扬州之商胡亦复不少，田神功大掠扬州，大食、波斯商胡死者竟至数千人。由洛阳然后再转长安。故唐代之广州、洪州、扬州、洛阳、长安，乃外国商胡集中之地也。
天宝乱后，回鹘留长安者常千人，九姓商胡冒回鹘名杂居者又倍之，此九姓胡是昭武九姓，说已见前。前引《通鉴代宗纪》谓此辈“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德宗纪》亦谓“代宗之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所谓殖赀产，当即《德宗纪》之“举质取利”。盖此辈中最少当有一部分人营高利贷以为生也。贵显子弟亦有向彼等贷款者。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六月，右龙武将军李甚之子即因贷回鹘钱一万一千贯不偿，为回鹘所诉，甚遂被贬为宣州别驾。随诏禁与诸蕃客钱物交关。诏曰：
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改更。自今以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
中国质店制度，唐以后始盛，或者与此辈营高利贷之胡人有关，亦未可知也。
唐代西域各国胡人流离长安，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夥，而贾胡则似多聚于西市。段成式《寺塔记》“平康坊菩萨寺”条云：
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段氏《支动》又云：
予幼时尝见说狼巾，谓狼之筋也。武宗四年……老僧贤泰云：“泾帅段佑宅在招国坊，尝失银器十余事。贫道时为沙弥，每随师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贫道以钱一千诣西市贾胡求狼巾。……”
《续玄怪录》记杜子春事，老者约子春于西市波斯邸，其辞云：
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
同书记刘贯词事亦谓：
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
《南部新书》云：
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皆云西市有贾胡及波斯邸，能辨识珠宝。而回鹘在长安，亦辄与西市商胡狼狈为奸。李肇《国史补》云：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此段末句必有脱误，今按《通鉴宪宗纪》元和十二年“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史炤注曰：
元和初，回鹘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至是遣归国也。
史炤注正足以补《国史补》之讹脱，西市必多昭武九姓商胡，故回鹘可与囊橐为奸，殖货纵暴也。至于长安胡人之聚于西市，在唐初当已有之。刘肃《大唐新语》云：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
此虽泛指西市居胡而言，然西市贾胡聚居，就以上所引诸文，已甚显然矣。
长安布政坊有胡祆祠；醴泉坊有安令节宅，波斯胡寺，祆祠；普宁坊有祆祠；义宁坊有大秦寺，尉迟乐宅；长寿坊有唐尉迟敬德宅；嘉会坊有隋尉迟刚宅；永平坊有周尉迟安故宅；修德坊有李抱玉宅；群贤里有石崇俊宅；崇化坊有米萨宝宅及祆祠。所有西域传来新宗教之祠宇，以及西域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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