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但伏生虽无此一篇，而《书》传有八百诸侯俱至孟津，白鱼入舟之事，与《泰誓》事同，不知为伏生先为此说？不知为是《泰誓》出后。后人加增此语？案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汉》书皆云伏生传二十九篇，则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於后亦据而言之。《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记》载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刘向之作《别录》，班固为《儒林传》，不分明，因同於《史记》。而刘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当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马融所云：“吾见书传多矣，凡诸所引，今之《泰誓》皆无此言，而古文皆有。”则古文为真，亦复何疑？但於先有张霸之徒伪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后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书》之例，以於时实有观兵之誓，但不录入《尚书》。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者，此文继在“伏生”之下，则言“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书》之名，名已先有，有则当云名之《尚书》。既言“以其上古之书”，今先云“以其”，则伏生意之所加，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则“尚”训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义得为通也。孔君既陈伏生此义，於下更无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说，故书此而论之。马融虽不见孔君此说，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是也。王肃曰：“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郑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二家以“尚”与“书”相将，则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书赞》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璿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郑玄溺於《书纬》之说，何有人言而须系之於天乎？且孔君亲见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何云孔子加也？王肃云“上所言，史所书”，则“尚”字与“书”俱有，无先后。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书者，以笔画记之辞，群书皆是，何知《书》要责史所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说密耳。云“上古”者亦无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则於汉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马融云：“有虞氏为《书》之初耳。”若易历三世，则伏牺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礼运》郑玄以先王食腥与易“上古结绳”同时，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其不相对，则无例耳。且太之与上为义不异，《礼》以唐虞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为然，是为不定则。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为上古耳。以《书》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诸引《书》直云“《书》曰”，若有配代而言，则曰“《夏书》”无言“《尚书》”者。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共音恭，亦作龚，又作恭。共王，汉景帝之子，名馀。好，呼报反，下“好古”同。坏音怪，下同。《字林》作<褱攴>，云公坏反，毁也。传谓《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经谓之传。论如字，又音伦。科，苦禾反。科斗，虫名，虾蟆子。书形似之。
[疏]“至鲁”至“坏宅”。正义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汉景帝之子名馀，封於鲁，为王，死谥曰共。存日以居於鲁，近孔子宅。好治宫室，故欲裒益，乃坏孔子旧宅，以增广其居。於所坏壁内得安国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是科斗文字。王虽得此书，犹坏不止。又升孔子庙堂，闻金锺石磬丝琴竹管之音，以惧其神异乃止，不复敢坏宅也。上言藏家书於屋壁，此亦屋壁内得书也，亦得及传《论语》、《孝经》等。不从约云“得《尚书》”，而烦文言“虞夏商周之书”者，以壁内所得，上有题目“虞夏商周书”，其序直云“书序”，皆无“尚”字，故其目录亦然，故不云“尚书”而言“虞夏商周之书”。安国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内所无，则书本无“尚”字明矣。凡书，非经则谓之传。言“及传《论语》、《孝经》”，正谓《论语》、《孝经》是传也。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也。以《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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