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和叶圣陶同在杭州教书。有一晚,谈起新诗之盛,觉得该有人出来选汰一下,印一本诗选,作一般年轻创作家的榜样。我们理想的人,是周启明先生。那时新诗已有两种选本,一是《新诗选》,一是《分类白话诗选》(一名《新诗五百首》),但我们都不知道。这回选诗,承赵家璧先生觅寄,方才得见。这两种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诗年选》出版,就像样得多了。书中专选民八的诗;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按语只署“编者”,评语却有粟如、溟冷、愚庵三个名字。据胡适之先生评《草儿》文,愚庵当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评他的诗“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即《年选》里愚庵评语)。
《年选》后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署名“编者”,其中有云:
戊戌以来,文学革命的呼声渐起。至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而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可不是么?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话诗的是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当时还不成什么体裁。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继而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继之。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诗便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了。
所记尚翔实。《月夜》见《新青年》四卷一号,诗云: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愚庵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因此这回没有选这首诗。——《年选》所录,在当时算谨严的:他们有时还删节原作。
《年选》以后的新诗选本,还有《时代新声》,那是在民十七了。编者卢冀野先生论新诗的普遍缺点有六:一,不讲求音节,二,无章法,三,不选择字句,四,格式单调,五,材料枯窘,六,修辞掺杂。又说他所谓“新声”的标准云:
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
这可算得旧诗为体,新诗为用了。这时候新诗已冷落下来,以后便没有选本了;圣陶和我理想的周启明先生也终于不曾动手。
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从前虽然也写过一些诗,民十五《诗镌》出来后,早就洗了手了。郑振铎兄大约因为我曾教过文学研究的功课吧,却让赵家璧先生非将这件事放在我手里不可;甚至说找个人多多帮些忙也成。我想帮忙更是缠夹,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动起手来试试看。本来想春假里弄出些眉目的,可是春假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直挨到暑假,两只手又来了个“化学烧”,动不得,耽误了十多天。真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经过约一个月。
《大系》样本里需要一点编选感想,又要像片。时间很匆促,便草草将“感想”写出,却未誊清;想着只是排印罢了,想不到会作锌版的。不用说,我的手稿最糟,添注涂改,样样有。像片没有最近单照的,起初未寄;后来也终于寄了,民国十九年的。像片里那条领带早已破了,眼镜也已换了三年整了。“感想”里先说早期新诗理胜于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次说:
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
只是“历史的兴趣”而已,说不上什么榜样了。复次说:
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新东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说法也是的;总之,是旧诗里没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动手的时候并不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假如不曾作到相当地步,那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后的鼓励,是四月间南方来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写过诗的人写的。他送诗集给我,和我商量选录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选诗的工作,这是可感谢的。
原先拟的规模大得多。想着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周报月刊》、《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也都想看。那时生怕最早的《晨报副刊》得不着,我爱那上面圣陶北行时念家的两首小诗亲切有味。圣陶本来有这副刊,在上海时让我弄散失了;虽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来还怪可惜的。《觉悟》在北平也很难得,自己倒有一份,却尘封在白马湖一间屋顶上。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书取回来;但路费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认账,只算胡思乱想罢了。《每周评论》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给谁借走了,一直没回来。暑中去看周启明先生,他却有一份全的;他说适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约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评论》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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