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的限制、降低对那些出口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关税。这一世界银行所带导的打开第三世界经济的运动，巧合地（也许其实不那么巧合）与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早期美跨企业的需要相符合。由于在跨企业之间及与日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的跨公司都将减低劳动力成本视作谋取利润的关键。美已经工业化的劳工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被视为问题所在，而未工业化的东亚及墨西哥劳工的低工资则提供了解决方法。以下７０年代早期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劳动力成本上的这种差异：１９７２年，当美工人平均月薪固定在大约１２００美元时，台湾工人平均月薪只得４５美元，而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工人则顺次为１８、６０和８２美元。美的跨企业遂将它们的发展机会系于亚洲廉价劳工和美资本的联姻上，由此制造商品去繁荣美市场。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美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倍，即从５００亿增至２１４０亿。出口占了美海外有关制造业销售的四成。到１９８８年，有３２０亿的美投资放在亚太地区，还有颇重要的一笔数目投放在出口制造业方面。与美资有关的出口往美市场占亚太地区的比例由１９６６年的不足１０％升到１９７７年的超过２５％。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比例都更加高得多。
相对于制造业投资的东亚的增加，美本土的工业也随之被“挖空”了，这一点在电视机工业中呈现出来。为了与流入美市场的、廉价而高质的日本电视机竞争，美厂商把他们大部分的生产在６０年代时都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后来又到新加坡去。到７０年代中期，虽然在美销售的黑白电视机接收器大约还有２０％是在本地生产，但在墨西哥和台湾制造及半装配好的零件还是大部份都组装进这些电视机里。在彩电视方面，主要制造工序往墨西哥和东亚的转移，造成的结果是海外生产的半装配好零部件占美厂商所使用的全部组件之比例，由２３％上升至超过９０％。在这一期间，美本土电视制造业的地位在１９６６年与１９７０年间下跌了五成，并在１９７１年再下跌三成。
美的贸易政策是推动所谓“再出口”，即美生产的构件由外廉价劳工组装好后，以制成品的形式运回美。美关税代号第８０６和８０７节给予进口制造的美构件免税进口，这意味着只有附加在组装工作上的价值被征税。这一“８０６／８０７”进口部份的总价值由１９６６年的９．５３亿上升至１９８７年的将近４００亿。这一往东亚及东南亚转移工业制造竞争的动力，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美把大部分电视制造的生产移往台湾这一行动，刺激起日本的生产商也把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转到台湾和韩，以抵消美在减低劳动成本上的暂时领先。这种通过转向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来互相降低价格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美及日本生产电脑板和电脑的工业上。
再没有比东亚边缘这一流行的形……
[续这是一场世界经济秩序的大变局上一小节]象更能说明美投资在这里比在其他区域获得更大利润。１９８４年美投资在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回报率分别是４．３和７．２，但在亚洲却高达１４．０，而在个别的亚洲家里，回报率则达更高：台湾是２１．８，新加坡３４．７，南韩高至４１．２。
直接投资到东亚，这只不过是美公司从这地区的廉价劳力获利的其中一个途径。除此之外，部分跨企业更采用“转包”或“原设备生产”的安排，即由东亚厂商生产产品，然后用该跨企业的牌子出售。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转包中心，由小型的台湾厂家为美厂商生产诸如ｉｂｍ、通用电器等产品。转包在台湾已变得如此制度化，以致一个外行政人员评论说：“你真没法把台湾看成是出口，它只不过是一群为美市场而存在的转包者”。
这些有利于跨企业的理想条件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各政府急于吸引外投资而不惜代价制造出来。在各种吸引外资的招徕中，有一种叫“出口加工区”，即那些设立在菲律宾巴达安半岛、台湾高雄和韩马山的加工区。在加工区内设厂的厂商被给予一整套优惠。以巴达安出口加工区为例，计有：允许１００％的外资本；允许一个低于首都马尼拉的最低工资额；免税特权，包括本地资本设备减税，进口原料和器材免税、和免收出口税、地方及省一级税项等；优先获得中央银行外汇分配购买进口物资；低廉的地租和费；政府负担基础建设及厂房，后者可由公司以低价租用或购买；以及加速固定资产的折旧。
出口平台的基本缺陷，即它的依赖。这些缺陷，在首要的新兴工业和地区－－韩和台湾的例子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新兴工业很大程度上依赖在一个出口市场－－美市场上，它在８０年代中期吸纳了前者大约四成的出口产品，随着保护主义横扫美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家，这种出口的导向就成为主要的弱点，在这种经济的未来前景投下重重影。过去四年来，美为了结束它与韩、台湾之间的贸易赤字，特地进行了一场攻势猛烈的贸易战，结果台湾１９９０年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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