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弟自从回家经历了和姚如卉、韦青青的那番奇遇以后，一直住在大娘家里，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工宣队进驻梆子剧团，向卢文弟发出回团参加斗、批、改的通知，她才回去。她向工宣队交上一份申请，要求离开文艺界。过了三个月，也就是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工宣队接到上级通知：梆子剧团立即解散，全体人员重新分配工作。卢文弟如愿以偿，转业到了静湖市一家印刷厂当工人。到文化局去转关系的时候，她找姚如卉办了离婚手续。拿到离婚证书的那天晚上，她回到家里，收拾床头挂着的结婚照片投进煤球炉里，烧了。她是不想留下什么“纪念”的。然而痛苦是不要凭借纪念品就可以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刻在人们的心坎上的。那一天，她坐在空蕩蕩的屋里整整想了一夜。她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梦，一场噩梦，现在刚刚从梦中醒来，冷汗未干，惊魂未定，然而又忍不住回过头去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去寻梦、追梦。她想分清，这里面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虚幻，她和他又都有些什么责任和教训。她想了从恋爱、结婚到离婚的全过程，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是清白无辜，问心无愧的。但是她也有责任，那就是她对人的看法错了，对生活的理解错了。多少年来，她一直不掺假、不藏私地爱着姚如卉，她对他奉献了一切，她为他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可是为什么她就没有发现他是一个并不值得深爱的人呢？因为她没有想到丑恶的灵魂会深藏在漂亮的面孔下、动听的言词中。她也没有想到，生活是一条流动着的大河，尽管它力大无穷，奔流直下，可是总难免暗藏礁石、混入泥沙。而且这些礁石和泥沙也会不知不觉潜入她和他组成的小小的社会里、细小的溪流中。她心里只有生活。工作和爱情，而没有斗争。直到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她才懂得过去组织和同志们批评自己“政治上不够开展”是中肯的。“现在才懂得这一点，好像已经晚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晚了又怎么办呢？整天哭泣吗？这又有什么用？自己才三十一岁，人生的道路才走了一小半。现在就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不又是太早了吗？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有沙石暗礁，那么人的心，也应该像江水长流，耐得住沙石的阻磨才对啊！“我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吧？那么，我就重新开始吧！”
从此，卢文弟开始了新的生活。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不了解她的过去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她曾经经历过什么风雨。因为她从来不和人谈论自己的过去，更不把自己的伤痕向人们显示以换取同情和怜悯。她平平静静、踏踏实实地从事平凡的工作。她觉得心里重又充实起来，而且可以把这一切告诉给自己的朋友们了。就是在这种时候，她接到了向南的信。她把向南的信反反复复读了三遍。她想告诉向南：“你不要这么激动。要是你了解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安静一些了。我是为了不让你担心，才没有把一切告诉你的。看样子，我早就应该说了。”她拿出了纸和笔，想给向南写一封回信，一封长信，告诉她一切的一切。可是她刚刚写下“向南”两个字，又感到为难了，千头万绪，从何说起啊！正在这时，来了一位客人，打断了她的思绪。
来的是安志勇。这些日子，安志勇已经成为卢文弟的朋友，也是卢文弟家里经常来往的一位客人。今天，安志勇似乎很高兴。他一进门就把手伸进自己的帆布挎包，好像包里装着什么重要东西。看见文弟桌上摊着纸和笔，他问她在给谁写信。
卢文弟把向南的信递给他说：“小安，你看看，向南被打成反革命了！”安志勇一听，马上把自己的挎包放下来，急切地问：“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吗？”卢文弟吃了一惊：“什么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安志勇犹豫了一下解释说：“我猜想是这样。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除了这类问题是不会戴这种帽子的。”
“不会。向南是不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了解她，她也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世界上便没有无产阶级的人了。”卢文弟为自己的朋友辩护说。
安志勇不说话了。他看着卢文弟，显得局促不安，坐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讲话。一开口，他就显得十分激动，激动得难以抑制，好像非一口气把心里的话说完不可：
“我本来早打算告诉你的，全部告诉你。我也被打成反革命的！我本来在军事院校里工作，我十几岁就参军了。一九六七年，我在学习会上发表了一点意见。我说林副主席讲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立竿见影的说法不够全面。像我开汽车，要开得好，必须天天练。如果不练，靠学毛主席语录就能解决问题吗？不行。就这样，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最后看在我很早就参军入党，而且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的份上，给了我从轻处理。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发配原籍，当了一名工人。我不怕当工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叫花子。可是，我想不通，为什么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就成了反革命？就被赶出了党？所以，我要独立思考，我要好好想一想，在我们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年多，我来到地方上。我到处看，天天想。我开始懂得，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整个的老一代革命者，都有这样的遭遇。我们这一代，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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