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既害了革命，也害了朋友。更不能原谅的是，我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了，我的错误会给基层工作带来影响。我想，我就使李永利同志感到过为难吧？这些事，今天想来很痛心。我在这里做个检讨，同时，也想和友义谈谈心。友义，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毛病呢？”
段超群的这一大篇发言，使王友义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他与段超群也是十来年的老同事了，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也有好几年了，关系还算不错的。可是这几年，他从来没有看见段超群像今天这样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检查自己，与同志谈心。而且态度又是那么恳切！这是不是说明，今天的这件事确实不比寻常，使段超群的灵魂深受触动呢？他一下子想不清楚。他觉得从道理上讲，段超群的话句句正确。可是一联系到实际，却又不那么对得上号，因为直到现在，他的脑子还转不过弯来：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恋爱成了一场阶级斗争呢？
段超群见王友义除了不住地扭头颈以外，仍然说不出别的话来，又笑了一笑说：
“友义，好好想想也有好处。我们的党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样的考验，是我们的前辈所没有经历过的。”说到这里，她特地看着游若冰问了声：“对吧，老游？”
“对，对！今天的斗争比过去复杂多了！”游若冰连忙答道。
“是呀！这是新的斗争形势下的新的考验。我们一不当心就要犯路线错误。怎么才能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呢？我有一点经验，那就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林副主席的那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是避免犯路线错误的有效方法。就说眼前这件事吧！你要是扭在向南这个具体的人身上，就很难想得通：她没有恋爱自由吗？她违背了婚姻法吗？等等。这都是从向南的角度去看问题，想事情。但是站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边去想想呢？问题就不一样了。你想，化桥同志那么忙，为什么关心一个干部的婚姻问题？化桥同志是十分爱护青年的，为什么对向南的批评这么严厉？这里肯定有关系到我们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的原则问题！我们可能一下子不能理解，但执行过程中我们会理解的。友义，你说我的意见对不对呢？”
王友义沉重地扭扭头颈，然后点点头。
段超群满意地笑了。她对李永利说：“研究一下怎么打好这一仗吧！小冯和友义都应该发言。问题要提得尖锐，打中余子期的要害，让向南出一身冷汗。我的决心已经下了。哪怕是向南从此不理我，我也要在她背上击一猛掌！这是为了革命利益，也是为了挽救同志。”
李永利立即表示赞同说：“超群同志今天親自来给我们作动员，很有启发，很受教育。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我们说干就于。今天中午，大家都牺牲一下，不回家吃饭了，老陈给我们下面条。马上酝酿批判会的发言，下午分头写发言稿，写好稿子交上来回家。明天下午开会。宣布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我们要发动一次突然袭击！”
王友义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钟了。李永利分配给他的发言任务是揭露向南，批判向南，指出她和余子期的关系是赤躶躶的金钱关系。这个题目他实在做不出什么文章来。别的他不了解，向南是个什么人他还不了解吗？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向南爱余子期是为了钱！想来想去，他写不出“赤躶躶的金钱关系”这样的话。他决定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方面去批判向南，把自己也摆进去。他觉得这样自己心里好过一些。把发言稿交给李永利的时候，他看也不敢看李永利，就扭头回家了。
方宜静已经憋了一肚子火！王友义一进门，她就没好气地说：“开一天会！我没有功夫烧饭给你吃！”友义没吱声，自顾自往屋里走。
“吃饭了没有？话都不能说一句吗？”方宜静又嚷嚷了一声。
王友义看她一眼，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想吃。你别管我。”停了一下，说：“老余和小向要倒大霉了。”
方宜静听了，急切地问：“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王友义摇着头说：“我不想说。你也不要问我，有纪律。”说罢，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在床上躺了下来。
方宜静听王友义这样说，心里更加不安了。她完全不顾友义的告诫，跑到他身边坐下来推着他说：“我不管你什么纪律不纪律，非问问清楚不可。小向的事我不能不问。”
王友义终于忍不住一五一十把一天的活动告诉了方宜静。末了，他说：
“段超群他们要考验我的党性。宜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要是段超群和李永利的意见，我想也不用想，就顶过去了。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狄化桥親自作的批示啊！”
方宜静听完丈夫的叙述，一下子也懵住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该不是有什么背景吧！这几年，方宜静学会了一条：什么事都要看背景。比如，六六年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时候她想不通。可是后来一公布“背景”，她“通”了：原来这个戏反映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后来，造反派要彻底打倒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她开始也想不通，做了“保皇派”。可是事情又是有背景的，原来这位党委书记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关系！一件又一件事情使她懂得了，自己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可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而这背景，她是无法了解的，只能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她就又想到这一点，便问：“友义，你看这里会不会有什么政治背景呢？”
王友义听了，叹口气说：“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老余的革命历史长，难免和一些大人物有瓜葛。段超群他们几次查《不尽长江滚滚流》，我本来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牵强附会。现在看来，这是化桥同志的意见。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不掌握可靠的材料会随便说话吗？所以我想来想去心里不踏实。跟吧，怕伤了好人；不跟吧，又怕保错了人，再犯一次路线错误。难呀！”
“不能伤害小向！我们对她总是百分之百地了解吧？”方宜静立即接过来说。
王友义烦恼地从床上坐起来说：“怎么可能不伤到她呢？”
“和小向打个招呼，叫她先跟老余断绝关系，等问题查清了再说！”方宜静决断地说。
“她能听吗？再说老余又怎么受得了？我真觉得老余这个人不错，可是一个好人和错误路线搭上关系，也就没有办法了。”王友义仍然拿不定主意。
方宜静想了想，断然地站起来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小向谈谈，叫她头脑冷静冷静，要不两个人一起完！”说着，她要走了。王友义一把拉住她说：“有纪律！不能去说的呀！”方宜静轻轻推了他一下说：“我不知道你们的纪律，我去找她。”王友义看着妻子焦急的眼睛，小声地说：“当心点。”
方宜静去了，王友义又回到床上躺了下来。他感到心里一阵阵难过，真想哭！他想起一九五六年自己在党旗下宣誓的情景。那时，他是多么激动啊！他觉得从今以后，自己再不会迷失方向了，再不会有什么迷惑不解的地方了。党会给他指明一切的！党支部书记告诉他，做一个党员，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服从党的纪律。他含着眼泪答应着：“记得。”入党十几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些话，他时时刻刻不忘记“党性”这两个字。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党性会面临今天这样的考验，尽管他可以从理论上作一番分析，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狄化桥的批示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被说服。因为所谓可能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背景，仅仅是“可能”，是推理，而余子期和向南这两个人，对他来说却是实在的！这是不是像段超群所说的“党性不纯”的表现呢？他不能回答。他只知道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我只能尽可能地凭良心办事，不误伤好人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扭着头颈对自己说。“要是宜静能说服小向，事情也许会好一点……”
可是方宜静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就回来了。向南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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