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流动的时候，静止的美乡村画面就渐渐升起了炊烟。拉威尔的灵魂在一九三七年晚雨的空气中漉漉地复活。
“可憎的二十世纪。”老妇人垂头坐在硬木藤椅里，她翻动画册的手指哆哆嗦嗦的，她的咕哝声同窗外的风景一样陈旧不堪。
“一九三七年，会死去一个追求音乐技术完美的人，可惜的二十世纪。”
老式电唱机将《西班牙狂想曲》的旋律送到老妇人心底，使她心底的湖涟漪点点，而她膝上的画册已经走完了春夏秋冬。
她诅咒二十世纪的时候，她的女仆正挎着菜篮子尘垢满面地把二十世纪末的消息带给她：
“云字楼的玫瑰油糕涨价了。晒到院子中的米原想将虫子晒走，没成想米也连带着没了。”
“二十世纪的商和窃贼。”老妇人咕哝了一声，盯着画面上的一间房子。她在想，这房子的主人是牙医还是牧师？
“信箱里有两封信。”女仆麻利地将玫瑰油糕放在蓝瓷盘中，然后用头舔了舔沾上了油渍的手指，将两封信送到老妇人面前。
“又不是一九三七年的信，”老妇人叹口长气说：“我不急着看。”
老妇人认定白房子里住着牧师。因为白房子门前的雪地上脚印纷乱，必定是许多人需要这地方才频繁地来。而牙医的门前应该只有牙医自己的脚印，这样小的镇子牙医会巡遍患者的。
“一九三七年年底，我从扬州逃往汾阳的路上，一个扛着镐头的农民碰掉了我的一颗门牙，我没有想到那年法会死一个大音乐家。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岁月，是黑暗的岁月，同时也是音乐的岁月。”
老妇人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她写完这段话后心绪又纷乱如麻。她的一生充满了毁灭和幸福，恐惧与悲伤，她经历过战争、瘟疫、饥荒，有过情人、仇人，她的手指触摸过如膏的胭脂、闪光的银器和亮丽的丝绸，也触摸过荒草、尸骸、糟糠和犁铧。
她无法把那些沉重的杂乱无章的记忆理出头绪。她的回忆录断断续续的，开始像是结束，时间顺序上也越轨。她刚动笔本意想叙述自己的出生和家庭背景，结果一落笔便是：
“我确切觉得生命开始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而这生命的结束也是在同一年，这年的年底我对着遍地尸骨哭泣生命的结束。那时候汾阳刚下过一场雪，少见的一场雪把我要描述的场景全部虚化了。我只记得那场雪中汾阳像个巨大的银锭。我走在这虚假的危险的银锭上冥想音乐时，却突然发现它在枪炮声中訇然碎裂，裂痕漫出血腥气。就在这种时刻，我诞生了。”
整整一个春天她都在重复地描述相似的感觉。风微妙地转热，她在白天时总把深蓝的金丝绒窗帘拉上，以避免灼人的阳光投入房间。
“阳光使我不敢回忆。”老妇人总是告诫女仆，“日落时才能拉开窗帘。”
女仆很忠诚，老妇人说什么，她都言听计从。除了买菜、洗、做饭、打扫房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打发在摆纸牌上。逢到月底女仆清理各项费用而将余下的钱交给老妇人时，她都说：
“买纸牌去吧。”
平素，老妇人也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接待一些来访者。领导、远房戚、她的崇拜者，大都是三两句话就打发了人家。她没有谈话的慾望。有时，女仆从街角的报摊买一份小报回来给她，说那上面有她的新闻。她只说一句“我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胡说些什么”，小报也就进了纸篓。
帮助她陷入回忆的，除了晦暗的天和安静的氛围外，还有音乐和画册。音乐使往事有了重新行走的能力，而画册则使她的想象力无穷无尽。面对着一个个未名的小镇，面对着那么多陌生的房屋，可以想象世间发生的一切都在那发生了。
“我出生在这间白房子里，父是个牧师，母是意大利人。”老妇人对着白房子说，“我们小镇位于科罗拉多峡谷边缘，山上总是积雪皑皑。我有两个哥哥先后参军，一个战死，一个负伤归来成了和平年代的酒鬼。我们的房前有花园、停车场和通向山间的大路。我们的邻居——那幢又矮又圆的红房子里住着面包师一家人，他们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喜欢像公一样站在高引吭高歌，他后来死于车祸。”
老妇人时而被温馨的生活场景所打动，时而又为不可避免的人的悲剧结局而痛心疾首。她的故事总是忧伤悲观，无论她怎样为自己变换姓氏、籍、种族，都无法把未来展示给世界。一切都在过程中，事物永远都是不求永生、但求速死的。
回忆录就是把一朵玫瑰揉皱了，让人看凋零的花瓣。
“我父是扬州人，母是北方人。父是个文弱书生，他看到我母生我的情景竟然眩晕过去。事后他有一诗来诅咒人诞生所不该承受的苦难。当他使我那生育能力极强的北方母怀他的第三个孩子时，他竟然在痛饮一夜清茶之后免除俗念，下长袍，遁入深山披上袈裟。那时候我还小，我记得母守着油灯哭了三天三夜，眼睛哭得很突出，却又仿佛是没有了，后来她就嫁给马戏团一个翻跟头的小丑了。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月，小丑又恋上一个更年轻的寡妇，把她给抛弃了。那天她没有哭，只是守着油灯低低地说：要是能找到你父，我就撕下他的袍子。我知道她还恋着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