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国门暴动
炀帝对于东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仅仅停留在认识上，在实践中并不彻底，未能充分利用。他在位十四年，在洛阳断断续续只有四年多，在长安不满一年，其余时间或在江都，或巡幸各地，或奔赴前线，主持从高丽手中夺回辽东故土的战争。大业三年（607）九月，他北巡返回洛阳，任命儿子齐王杨暕为河南郡尹，主持洛阳地区的工作。
文帝时期，民众的徭役负担已经开始加重。炀帝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建东都，掘长堑，开运河，筑长城，修驰道，营宫苑，无休止的巨大工程迫使上百万农村男女背井离乡，奔赴工地无偿劳动，不少人活活累死。辽东战争开始后，除了向前线运输粮草器械和修造兵车大船等徭役又加在民众身上以外，兵役负担更为普及，大量男子被迫从军出征。炀帝巡游江都时，运河两边五百里内的民众都要修路献食。国家的花费急剧增加。尽管府库里堆满了绢帛，粮仓中积压着粮食，政府却封存不用，反倒要民众预缴十年租税，以充当花费。因此，田园荒芜，野兽出没，百姓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全国范围内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
大业六年（610）正月初一，在洛阳爆发了一次未遂暴动，是隋代全国性动乱的先声。由于参加者身份不明，又没有纲领口号和言论，因而这次事件的性质无法确定到底是起义还是叛乱。这一天，朝廷要照例举行元日朝会大典，贵族、百官和周边政权酋长将济济一堂，拜谒炀帝，奉觞祝寿，并互相拜年。洛阳的治安措施比平素更加严密。晨光熹微中，几十个男子衣冠洁白，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出现在城南。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是兜率天的菩萨，下凡成佛，接替现世佛释迦牟尼，继续解救众生，因而号称未来佛；正月初一是弥勒的生日。把守建国门的卫兵看到这些自称弥勒佛的男子，连忙行叩头礼致敬。这些男子乘机进入城中，抢夺卫兵们的武器，举行暴动。齐王带兵巡街，正好遇见他们，立即将这场暴动镇压在萌芽状态中。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查在所不免，城内外一千多家连坐处死。这显然是冤枉的，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联络或者接应。
二、杨玄感争夺洛阳
大业七年（611），炀帝部署讨伐高丽事宜，王薄在今山东省章丘县的长白山发动起义。他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民众前来聚集，武装自卫，不要到辽东白白送死。两三年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豪强割据风起云涌，多达百余支，遍布于长河上下大江南北。时代的脉搏在按照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急剧节奏快速跳动。大业九年（613），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标志着统治阶级上层出现分裂，对于隋政权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位叛逆的高级官员是已故楚公、司徒、尚书令杨素的儿子，骁勇善战，博览群书，喜爱交游海内名士，与贵族子弟蒲山公李密友情最为隆厚。炀帝责成他驻守黎阳仓（在今河南省浚县），向辽东前线督运军粮。他故意拖延，借口运河上强盗众多，无法持续不停地运粮。这年六月，他聚众八千，杀牲盟誓，说："皇上无道，不体谅民间疾苦，天下乱糟糟一片，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辽东战争。现在我同诸位一道，兴仁义之师，诛伐无道君主，解救普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顿时全军欢腾，齐呼万岁。李密为他筹划战略方针，提出三策。上策是："皇上这时远在辽东前线，北有强悍的突厥，南有浩瀚的大海，只有一条退路。我们只消拥兵北上，截断这条退路，皇上既迫于高丽军队的追赶，又苦于粮草匮乏，所率兵众不投降我们，即溃散各地，可以不战而擒拿皇上。"中策是："长安虽有卫文昇驻守，但此人不值得过分看重。如果不攻占沿途城池，腾出时间向西挺进，我们即可占领长安。然后收服豪杰，安抚百姓。皇上即使西还，也无处安身。而我们却能利用关中周围的险要关隘，同他对抗，可保万全。"下策是："简选精兵，昼夜兼行，袭取东都，以号令天下。但这样做没有把握。如果顿兵于坚城之下，迁延岁月，各地援救东都的官军陆续赶到，一同与我们交战，胜败就很难预料了。"杨玄感却以为这个下策才是上策，因为隋方百官的家眷全在洛阳，如果自己一方路过洛阳，既不攻打，又不占领，那便既不能威慑四方，又不能动摇人心。二人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东都的重要性。李密看到东都防守严密，不易攻克；杨玄感看到东都的政治地位，不占据它便谈不上号令天下。杨玄感于是率军向洛阳挺进，在长堑旁的临清关受阻不得度，就从汲郡南渡黄河，挥师西进。
这时，东都留守由炀帝的孙子越王杨侗担任，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佐。他们得知消息后，非常恐惧，立即勒兵防备。双方在城外相遇，东都兵一触即溃，丢弃大量军械。杨玄感于是屯兵于外郭城东北面的上春门，誓众道："我身居高官，家资巨万，富贵已极，别无它求。如今甘冒破家灭族的风险，只图一件事，那就是解救天下百姓的倒悬之苦。"部下无不感动欣悦，附近父老争相献上牛酒犒军，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百姓到军门请求效力，连达官贵人的子弟也有四十多人归降，队伍迅速发展到五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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