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掀开门帘走进去，侯锐就看见弟弟侯勇坐在迎门的大床上，手里摆弄着什么东西。
侯勇比侯锐要足足小九岁，他是一九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他那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的转换期，恰处于混乱而怪诞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在惊心动魄的六六年“红八月”里，他曾跟随着学校里的一批干部子弟横冲直撞地破过“四旧”。到了一九六七年冬天，他又同一批干部子弟到山西省揷了队。侯家的门弟，论起来是很成问题的，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们的父親侯勤丰是进过“死班”（即不许回家的“学习班”）的，但是在许多干部子弟的周围，你总可以看到一些象侯勇这样的人物，干部子弟可以公开地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狗崽子”；他们在内心里也看不起那些往往因为吃激素过多而发胖的“衙内”，但是他们却又可以几乎是整天地粘在一起，构成一种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群体。侯勇親眼目睹，乃至深入了许多干部子弟那荣辱起落无常的人生经历。他最了解他们，因而最尊重他们，也最轻蔑他们。他能极清醒、极细致地分清哪些是值得尊重的，哪些是必须报之以轻蔑的。
一九六九年“九大”闭幕的那天晚上，侯勇他们正在山西的一个贫瘠的小村子里，高音喇叭里一边播出着“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集体户”里的干部子弟们一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高兴得大哭，因为他或她的父親总算名单里还有；有的悲痛得狂笑，因为他或她的父親果然从名单中消失掉了；有的为自己父親或母親的老上级“又出来了”而庆幸，有的为自己父親或母親的老上级“下落不明”而惶惶然；哭的、笑的、骂的、嚷的、吵的、痴的……一张张被离奇的政治生活折磨得变了形的、年轻人的脸在侯勇眼前晃动着，他觉得那是一本最有说服力，最好懂的生活教科书。当然，也有冷静得出奇，并未变形的脸，那是某一两个有思想有见解，而又不以“衙内”自居的干部子弟，以及几个同侯勇差不多身份的平民子弟。真可惜，对生活教科书中的这类篇页，侯勇研究得却并不多。
一九七四年的时候，侯勇和一些知识青年被抽调到了当地的一所工厂当工人，不久，他就同一个军队干部的女儿结了婚。当然，结婚的时候，那个军队干部仍处于塌台的境地，在湖北的一处于校中每日里“围湖造田”；但是侯勇的宝是押得既准确又耐心的，一九七七年，那个军队干部果然官复原职，举家迁回了北京，在复兴门外的某军队大院中恢复了四室一厅的住房待遇。从此，同爱人一起调回北京，便成了侯勇最直接、最重大的生活目标。但是一来厂里死活不放，二来他那老岳父出乎他意料地“古板”和“无能”，时至今日，竟仍未调来。不过由于厂里觉得侯勇在北京“有根”，到北京不用为住店的事发愁，还有诸多关系可以利用，所以让他担任了采购员，故而他常常坐飞机从太原飞回北京。此刻他手中摆弄着的，便是有待拿回去报销的飞机票。
见哥哥回来了，侯勇仅抬眼点了下头，便继续摆弄那飞机票，仿佛那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情，他是故意这样，对哥哥，他也是又尊重又轻蔑的，哥哥那一代人读过许多的书，看过许多的没有看过的旧电影，还出了蔡伯都那样的名人，而且蔡伯都出了名以后仍常同哥哥来往，这些，都使他不能不尊重哥哥，但是哥哥竟是那样的窝囊！一个农村的中学教员！学校连围墙都不完全，迈出宿舍的门便等于来到了粪味四溢的田野！哥哥竟一辈子没出过北京，没坐过小轿车，更没坐过飞机！要不是侯勇攀上了个干部家庭，哥哥可以作为親友偶尔去作一趟客，哥哥甚至于没机会迈进四室一厅的单元地面，没机会见识雪白的磁砌澡盆，窝囊废！
侯锐没想到弟弟又回来了，其实两个月前他刚出差来过一趟，知弟莫如兄，从侯勇那种摆弄飞机票的劲头中，从摊放在床上床下的显露出一种“场面上人”气派的旅行箱，手提包，民航机上免费赠送的口香糖，几份硬挺光腻的外文画报……上，侯锐一下子就看穿了弟弟的内心活动。他知道这是弟弟最蔑视他的时候，因此，他高度地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坐到紧挨着大床的桌边折椅上，用一种充分显示着兄长身份的庄重语气问：“这回呆多久？打算住哪儿？”
侯勇头也不抬，把飞机票搁进一个考究的蛇皮钱夹里，挑衅似地说：“我爱呆多久就呆多久，爱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
这意味着他不会呆太久，而且，他照例要在这个家中住下。对于侯勇每次出差来北京，总是基本上住在东单这个拥挤不堪的家中，而并不到复兴门外的军队大院里去享受宽敞舒适的住宿条件，蔡伯都曾向侯锐表示过惊异：“这是为什么呢？小勇他们的孩子不也搁在姥姥姥爷那边吗？无论坐地铁，还是坐汽车，进城也都还算方便，他何必非来挤你们呢？”对于这个问题，侯锐总觉得有点羞于如实回答，他笑笑说：“你是剧作家，你该知道他的潜台词，我倒等着你给我揭示出来呢！”
其实，侯锐清楚地知道，弟弟在那边是过不舒服的。他的岳父岳母，看来对他还很不错，但他的那些大舅子，小勇子和小姨，却总打骨髓里瞧不起他，认为他是一个趁火打劫的混入者。他们当面倒也没议论过他什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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