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位置对城乡土地价值的影响。地基价值。
前三章考察了生产成本和来自土地“原始力”与其他自然恩赐品的占有的收入的关系，也考察了生产成本和直接来自私人投资的收入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类，其中包括那些收入，或者不如说收入的那些部分，这些收入是社会一般进步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私人为获利所投资本和劳动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应该研究这一类，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基的价值。
我们已经知道，虽然自然界所给予的报酬，如用农产量计算，差不多总是不能和投于农业中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成比例的增加；但是另方面，如果高度的集约经营是附近地区非农业人口增长的结果，那末，人口的密集多半有提高农产品价值的趋势。我们已经知道，当产品按其对生产者的价值，而不按其数量计算时，这种影响是怎样地同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对立，并且往往超过后者的作用；农户既可以得到他借以销售农产品的好市场，又可以得到供给他必需品的好市场，他买贱卖贵，社会生活的种种便利和享受也越来越处于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此外，我们也曾知道，高度工业组织所产生的经济，是怎样往往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别厂的资源。各业为自己所必须安排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工业环境的普遍进步所产生的那些外部经济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企业的位置在决定企业利用外部经济的程度上，几乎经常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附近勤劳富裕的居民的增多，或者铁路和通向现有市场的其他交通工具的开辟而产生某地基的位置价值，是工业环境的变动对生产成本所起的最显著的影响。
假设任何一业（不论是否农业）中的二个生产者在各方面都具有相等的便利，但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所占的位置较为便利，因此在相同市场上买卖所需运费较少，那末，他的位置所给予他的差别利益等于他的对方所多出的运费总额。我们可以假定，位置上的其他便利，例如靠近特别适合他的行业的劳动市场，同样可以变成货币价值。如把这换算成货币价值并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出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在位置的便利上所具有的货币价值；而如果第二个企业没有位置价值，它的地基只是按农业土地的价值计算，那末，这种价值就成为它的特殊位置价值。较有利地基上所能获取的额外收入提供一种所谓特殊位置地租；任何一块建筑土地的总地基价值是拆除建筑物后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时所具有的价值。“年地基价值”——用一种方便的，虽不十分确切的说法——就是那种价格按当前利息率所提供的收入。它显然超过特殊位置价值，所超过之数仅等于农业土地的价值，相较之下，它往往是一个几乎可以不计的数量。
第二节通过个人或集体的有意行动而创造的位置价值的一些例外场合。
很显然，大部分位置价值是“公有价值”（见以上第117页）。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例外场合。有时全城甚或一个地区的住宅是按商业原则设计的，而且是单独由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负担风险投资来完成的。后者的行动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慈善或宗教的动机，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合，它的财政基础将见之于这一事实，即：居民稠密本身就是经济效率增进的一个原因。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效率所产生的主要利得归那些已经占有该地的人所有。但那些从事于开拓一个新地区或建设一座新城市的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通常是建立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基础上面。
例如，当萨尔特和蒲耳曼决定把他们的工厂移到乡下并建立萨尔特和蒲耳曼城的时候，他们都预料到他们按农业用地的价值所能购买的土地会取得城市地产由于周围人口稠密而产生的那种特殊位置价值。同样的动机也曾支配了那些人，他们选定一块本来就适合成为避暑胜地的地基，然后购买了这块土地并且用了大批经费来开发它的资源。他们情愿长期等待他们投资的任何纯收入，以其他们的土地最后会因周围人烟稠密而获得很高的位置价值。
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得自土地的年收入（无论如何，超过农业地租的那部分收入）对许多场合来说应被看成利润，而不应被看成地租。不论建筑萨尔特城或蒲耳曼城工厂所用的土地，或充作某店铺或商店的地基（它的位置将使它有可能和工厂工人做好买卖）而提供“高额地租”的土地，上述论点都同样适用。因为在这些场合，势必冒很大的风险；而在有巨大损失风险的各种事业中，也必须有获重利的希望。一种商品的正常生产费用必须包括对生产它所需要的那种冒险的报酬，而这种报酬要足以使那些从事冒险与否尚在犹疑不决的人认为他们可能得到的利益净额（也就是说，除去他们可能受到的损失额后）是对他们辛勤和支出的报酬。这种冒险所提供的利益除足以供这种目的而用之外，是没有多大剩余的。这可以由它们仍然不是很常有的这一事实来说明。但在势力很大的公司所操纵的那些工业里，它们多半是比较常见的。例如，某大铁路公司可以建立一个克鲁或一个新斯温顿来制造铁路设备而不冒任何巨大的风险。
类似的例子有：一群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建筑一条铁路，并不指望铁路运输的纯收入支付投在建筑铁路上的资本以任何巨额利息；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