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
△治平四年
１、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君弱臣彊，乞行退罢。是日，陶遂极口诋琦，意谓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许，陶始失望。
２、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应正衙常朝及横行，并须宰相立班。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寻常多据赞引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訩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挥。”时闰三月己丑也。中书不报。辛酉，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应隳废朝仪。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为喻，斥韩琦骄主之色过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辅嗣君，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仪之礼，重若邱山。沮格台文，侮慢风宪。宜加显罚，用肃具僚。”《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３、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诏答不允，仍断来章。
４、乙丑，王陶入对，言：“近弹奏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虽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举元、蔡挺、薛向转官加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当罢免，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愚下，言皆非是，岂可更处风宪？乞罢职除一闲郡。臣更不敢入台，见归私居待罪。”又申中书，乞休韩绛、彭思永等例责降。韩琦亦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
５、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
６、丁卯，光入对，上谕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虽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诰已进大内，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
７、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对，坚请黜陶於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螣孳生，险说纷纭，震骇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反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持旧恩，专为险恶，轻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於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为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陈，陛下必尽记忆。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浸成废礼，非是始於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己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令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缉正统。愿陛下无溺偏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官，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并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
８、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劾被黜。是时，搢绅朝士詀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心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人党韩绛、陈升之等，事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副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昨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於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谓邪？
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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