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有言，有动，四者勿使爽失于礼，与「动容周旋中礼」，分安、勉而已。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孟子曰：「Ewell，414页」「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所以别轻重；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
「Ewell，418页」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
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彼杨、墨者，当孟子之时，以为圣人贤人者也；老、释者，世以为圣人所不及者也；论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韩子不能已于与辨，为其言入人心深，祸于人大也。岂寻常一名一物之讹舛比哉！「Ewell，419页」孟子答公孙丑问「知言」曰：「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答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两言「圣人复起」，诚见夫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使不然，则杨、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全书，216页」子胡以恶之哉？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Ewell，420页」本性。老、释之学，则皆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中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Ewell，421页」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Ewell，422页」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欲，则曰「心无愧怍」夫古人所谓不愧不怍者，岂此之谓乎！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全书，217页」善。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Ewell，423页」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Ewell，424页」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实践之儒，信焉不疑。夫杨、墨、老、释，皆躬行实践，「Ewell，425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韩子辟之于前，闻孟子、韩子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至宋以来儒书之言，人咸曰：「是与圣人同也；辨之，是欲立异也。」此如婴儿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为其父母，既长，不复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虽告以亲父母而决为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难」。呜呼，使「全书，218页」非害于事、害于政以祸人，方将敬其为人，而又何恶也！恶之者，为人心惧也。校注中华本于「以」字下注曰：「疑脱「至」字。」中华本注曰：「「乃」下疑脱「曰」字。」
《孟子字义疏证》全本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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