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不在偿惩而在感革。故积极的伦理观念视消极的保安观念为尤重。故又云：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康诰》）
似此，吾名之曰礼刑一致的观念。刑罚以助成伦理的义务之实践为目的。其动机在教化，此实法律观念之一大进步也。（《周官·司救》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三罚……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大司寇》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于司空。”周官虽非《周公》书，然此所言感化主义的刑罚，其精神恐当传自周初。）尤当注意者，其所谓伦理，乃对等的而非片面的，父兄之于子弟，其道德责任，一如子弟之于父兄，此又法律平等之见端矣。
此后刑律之见于经传者，如周穆王有《吕刑》，其中一部分殆近于条文。齐有轨里连乡之法，晋有被庐之法，楚有茅门之法、仆区之法，今皆传其名。其余各国类此者当甚多，至春秋末叶，始渐有成文法公布之举，而疑议亦蜂起。郑子产铸刑书，叔向规之（《左·昭六》），晋赵鞅赋民一鼓铁以铸刑鼎，孔子叹焉。（《左·昭二十九》）且亦有以私人而制刑法草案者，故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定九》）自兹以往，礼治法治之争嚣然矣。（《周官》称“悬法象魏”之文甚多，盖战国以后理想的制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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