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阑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者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非攻上》）
此论真足为近代褊狭的爱国主义当头一棒，其用严密论理层层剖释，益足以证明此种“畸形爱国论”为非理性的产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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