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更有一特色焉，曰“交利主义”。儒家（就中孟子尤甚）以义与利为极端不相容的两个概念，墨家正相反，认两者为一。《墨经》云：
义，利也。（《经上》）
又云：“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其意谓道德与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即善不善的标准。若此，吾得名之曰“义利一致观念”。墨子书中，恒以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俱《尚贤中》），“众利之所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然则彼所谓利者究作何解耶？吾侪不妨以互训明之，曰“利，义也”，兼相爱即仁，交相利即义，义者宜也，宜于人也。曷为宜于人？以其合于人用也。墨家以为凡善未有不可用者，故义即利，惟可用故谓之善。故利即义，其所谓利者，决非个人私利之谓，墨子常言：
中国家百姓万民之利。（《非命》上、中、下）
反中民之利。（《非乐上》、《非攻下》）
可见彼所谓利，实指一社会或人类全体之利益而言。然则彼曷为不曰“中义”而曰“中利”耶？彼殆以为非以利定义之范围，则观念不能明确，儒家无义战，墨家非攻，其致一也。然宋欲以不利说秦楚罢兵，孟子以为不可，宋固墨者也。墨家以不利故非攻，其言曰：
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贵义》）
彼更为妙喻以明之曰：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攻者（即所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耕柱》）
以俗语释之，则“彼此不上算”而已。彼固屡言“大为攻国”者之“不义”也。何以明其不义？彼以不上算之故，明其不义。大抵凡墨家所谓利，皆含有“两利”的意思，故曰“交相利”。社会人人交相利，即社会总体之利也，彼曷为常以利为教耶？墨子曰：
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厌。（《节用中》）
《墨经》又云：“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彼盖深察夫人情欲恶之微，而思以此为之导。质言之，则利用人类“有所为而为”之本能，而与儒道两家之“无所为而为主义”恰相反也。
墨家所谓利之观念，自然不限于物质的，然不能蔑弃物质以言利，抑甚章章矣。故墨家之政治论，极注重生计问题，其论生计也，以劳力为唯一之生产要素，其言曰：
人固与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同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非乐上》）
墨家以为人类既非劳作不能生存，则人人皆必须以劳作之义务偿其生存之权利，而且劳作要极其量。庄子称述之曰：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通……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篇）
其奖厉劳作之程度，至于“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真可谓过量的承当矣。然而墨家并非如许行之流，专重筋肉劳力而屏其他。（现俄国劳农政府之见解即如此。）彼承认分业之原则，以为当
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
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
墨子设喻曰：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同掀），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
故彼常言“竭股肱之力，亶（亶同殚。弹，尽也）其思虑之智”。此与孟子言“或劳心或劳力”正同。不问筋力劳作脑力劳作，要之，凡劳作皆神圣也。只要能吃苦能为社会服务，皆是禹之道，皆可谓“墨”。惟“贪于饮食惰于从事”之人，则为“罢（同疲）不肖”（《非命上》），墨家所决不容许也。
墨家常计算劳力所生结果之多寡以审劳力之价值，而判其宜用不宜用。彼有一极要之公例，曰：
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弗为。（《节用中》）
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
此义云何？彼举其例曰：
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锦绣文采靡曼之衣，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同殚，尽也）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辞过》）
其意以为衣服之用，取暖而已。帛视布不加暖，故制帛事业，即“加费不加利于民”，其劳力为枉耗也。就此点论，墨家亦可谓为“效率主义”或“能率主义”。只要能“加利”，则劳费非所惜，下而机器，上而社会组织等，但使有用于人生，则虽出极重之代价亦所不辞。反之若不加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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