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清末年，则含有宗教性。共产，本一主义耳，其在马克思派之党徒中，则含有宗教性。主义成为宗教性，则信仰之者能殉以身，义无反顾。故
墨子服役者（案：即弟予也。《韩非子·五蠹》篇云仲尼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与此文同）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
盖宗教本最高情感之产物，而墨家教育，殆纯以情育为中心也。而其所以能“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篇称赞墨子语）者，则又其极伟大极崇高之人格感化力有以致之。此学者所最宜留意也。
以上所语者，墨家在当时教育活动之事实也，其价值实至伟大。至彼宗之教育理论及方法，则不外用政治手段“壹同天下之义”，使人人皆“弃其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弃其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殆无甚可述焉。
儒家认教育万能，其政治以教育为基础——谓不经教育之民无政治之可言。又以教育为究竟——谓政治所以可贵者全在其能为教育之工具。荀子云：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不苟》篇）
《大学》引《康诰》曰：“作新民。”《易·文言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论语》记孔子言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亦以新子之国。”新民新国易世易天下，以今语释之，则亦曰革新社会而已。法家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儒家则谓为苟且之治，无他，以其欲案乱而治也。夫案乱而治，治之或且益其乱。不见今日之民国乎？案乱而集国会，国会集滋益乱。案乱而议联省，联省建恐滋益乱。案乱而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行恐滋益乱。何也？法万变而人犹是人，民不新，世不易，安往而可也。《论语》记：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儒家之视一都一邑一国乃至天下，其犹一学校也，其民则犹子弟也。理想政治之象征，则“弦歌之声”也，所谓“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所谓“移风易俗美善相乐”，即儒家政治唯一之出发点，亦其唯一之归宿点也。此无他焉，亦曰去乱而被之以治云尔。
儒家教育，专以人格的活动为源泉，彼惟深知夫人格由“相人偶”而始能成立始能表现，故于人格交感相发之效，信之最强。其言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中庸》）
又曰：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
至诚者何？尽性者何？即“真的人格之全部的活动表现”而已。我之人格，为宇宙全人格之一部，与一切人之人格相依相荡。我苟能扩大我所自觉之人格使如其量（能尽其性），而以全人格作自强不息的活动，则凡与我同类之人未有不与我同其动者也。儒家所信之教育万能，专在此点。明乎此，则读一切儒书皆可无阂，而彼宗政治与教育同条共贯之理，可以莹澈矣。
人格的教育，必须以施教者先有伟大崇高之人格为前提，此其事不可以望诸守绳墨奉故事之官吏也明矣。故不特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之主张在所排斥也，即凡一切官学之以《诗》、《书》、《礼》、《乐》为教者，皆未足以语此。故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之风，以求人格教育之实现。孔子以前之教育事业，在家塾、党庠、乡序、国学，大率为家族地方长老所兼领或国家官吏所主持。私人而以教育为专业者，未之前闻，有之自孔子始。孔子以一布衣养徒三千，本其“有教无类”之精神，自搢绅子弟以至驵侩大盗，皆“归斯受之”；以智仁勇为教本，以《诗》《书》、执礼、执射、执御等为教条，“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庄子·天下》篇文）；其所确然自信者，则：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易·系辞传》）
本诸身，征诸庶民……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
夫以一个私人，出其真的全人格以大活动而易天下，“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文）。夫儒家固以政治教育合一为职志者也。故孔子终身为教育活动，即终身为政治活动也。故曰“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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